编者按：本报文化版10月22日刊登记者沙林的报道《隐私作家被当代女孩隐私吓着了》，在读者中引起反响。其后，11月5日，本版继续刊发了一批专家学者的反思《隐私写作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什么》，从相对专业的角度对近年风行的隐私写作进行了解析。

　 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或者风潮，都离不开它的读者，那是它生长的土壤。事实上，这些天，本版编辑室陆续接到读者关于隐私写作的议论。今天，我们刊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让我们一起倾听来自读者的声音。

　 反思人性的原始文本

　 隐私文学以真实或准真实的生活，展示了扭曲和压抑的灵魂，是一种反思人性的原始文本。

　 这类没有粉饰的作品，把人虚浮的感官拉回，直面惨淡的人生，是传媒的进步。对边缘地带情感世界的记录是一种文本价值的关照。生活在这一地带的人往往被人们忽略，而这些被忽略的人又缺少起码的文学涵养。所以说记录这些被忽略的人和事是有必要的，因为文学与文字毕竟不是自私的。

　 一些人渴望被人了解，一些人渴望了解到什么。隐私文学沟通了心灵的对话。

　 人类的内心世界是美与丑的结合，使人认识了丑，从而才能让人珍视美。浸染过多的泡沫文学之余读一点真实的文字，会让头脑清凉些，人需要一点真切的体验。

　 （马国光）

　 心灵写作演化成了机器生产

　 与那些以战争、社会变革等宏大场面为背景的作品相比，隐私写作具有婉约、细腻、缠绵甚至是潮湿等特质。它把人们的视线由台前引向幕后，处处以个人为圆心，给读者带来温暖、亲切的似曾相识之感，极大地迎合了读者的心态。

　 对于写作者来说，这种写作取材便利，主人公就在身边，倚马可待，更有甚者足不出户闭门造车。

　 不过好景不长，隐私写作便跌落尘埃，失宠了。究其原因，一则是山珍海味也有吃厌的时候，二则是当前的浮躁空气所致。求快求量不求质，看名看利不看人。心灵写作演化成了机器生产。

　 不少作者粗制滥造，肆意杜撰，语言表达不到位，逻辑混乱，内容丑陋空洞。对社会、读者、自己和作品一点不负责，完全抛弃了职业道德。隐私写作队伍中有一股身体写作大军，写爱情止于男拥女抱，写娼妓止于呻吟接客。以露骨和变态为精彩，以阴暗和肮脏为深刻；不是去揭示生活生命的本质和意义，而是单纯地靠感官上的刺激来吸引和愚弄读者，与色情文学已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走火入魔的身体写作将隐私写作领进了一条死胡同。不过幸好这胡同不是黄鳝笼子，仍有后路可退。惟有回头是岸。

　 （南京 王永超）

　 人们需要窥视

　 隐私写作烛照了当代某些人的生存方式，也给芸芸众生提供了一种观摩机会。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城市到乡镇不断演绎的各种离异、婚外恋、傍大款的事，在我们周围屡见不鲜，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把一个个的心灵遭遇的历程忠实地记录下来，不该是什么坏事吧。

　 应该承认，当我们开始拥有种种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精神遭遇也会随之起种种变化，灵与肉的撕噬，必然要让我们承受苦痛，这是无法回避的。

　 隐私写作带给社会某些负面的东西，这是一般人群会产生的疑虑。但为什么不问问它给社会带来的警示作用呢？

　 人是充满好奇心的，对自己周围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将要发生的事情都怀有兴趣，隐私写作给人提供了一个窥视的渠道，是一种人们需要造成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他人的或悲惨、或幸运、或圆满、或残缺的故事被媒体某些写手细致描述、局部放大、曲折挖掘，不就服务于这种需要吗？其实这些故事中某个人的命运也不代表一类人的命运，也只仅仅反映一个个体而已。

　 在主流道德之下，应该不排斥一些与社会的丰富多彩生活相辉映共存的一些边缘化的东西，还是不妨一边用主流来引导，一边以宽容平和的心态去对待。毕竟社会也进步到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今天的评判并不能穷尽一切可能的演进，比如，谁能料到安顿会重新回到卫道的立场上来呢。

　 （成都 唐波）

　 根本就是以文助丑

　 “文以载道”，现在说得少了。但无论如何，文化、文学与道理、道义、道统、道德还是水乳交融，难舍难分。

　 不错，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要让文学形象和典型说话，把观点隐藏得愈深，创作才愈成功。包括一些意在摹写原生态的隐私类非虚构作品，也力求冷静、学术、中立。过去那种“三突出”，把文学当成政治的附庸，图解政治理念的文学观已经没有了多少市场。这是文学的一大进步。但是，无论创作者如何心如止水，都无法永远置身事外，字里行间无法不透露出你的理念意识的信息。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作家要写作，必须对五彩的生活做出判断并选择立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正体现在这种对于公众读者的尊重和良知。反之，他可能为了一己私利，为了满足人们对隐私的探求，为了当畅销书作家，把自己打扮成社会心理医生，以满足转型期人们对于他人情感的窥视欲。

　 作家张炜说，“现在我不相信一切没有感情的写作者，不相信一切不敢谈道德不敢进行道德判断没能勇气面对道德和伦理的文化人，这样的文化人我充满藐视。”

　 可悲的是，有些文化人却以文助丑。

　 那些认为“人生就是吃饭、玩、与男人在一起”，没有敬畏、没有恐惧，不承认怀孕是孕育生命，而认为是身体里的一个垃圾的颓废一族，究竟是极少数还是大多数？对于这些个体的关注当然必要，但这种关注探求绝对应是冷静和学术的，并在纪实中做出自己的判断或者道德批判。

　 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些隐私作家和媒体对此持欣赏、猎奇的态度，至少向社会群体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放纵享乐、感官剌激、放弃尊严就是“反叛传统和禁忌”。

　 对涉世未深不谙世事的青少年来说，以文助丑只能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经常痛苦地觉得自己缺少一个作家应有的道德激愤的张炜就认为：“让道德变得声名狼藉的时代，肯定是非人的时代。我的希望，就在于我能否在自己未来的文学路上，不断地强化自己的道德立场，这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命过程。”或许我们没有这种自觉，缺乏某种心理定力，而人间的丑陋太多苦难又太深，我们又无能为力，那么至少可以做到，不以文助恶。

　 （安徽 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