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读研究生的朋友告诉我一件发生在课堂上的事：当一个日本留学生在谈论日本教育的时候，一个中国女学生站起来问了他一个日本教科书如何处理侵华历史的问题。这一下可不得了，几乎所有在座的中国研究生都对那个发问的同学嗤之以鼻，觉得她不应该在这种场合让外国朋友难堪。

　 按情理，在外国友人面前，我们应该表现出礼仪之邦应有的礼貌和宽容，起码不应该把双方都很敏感的问题摆到桌面上，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尴尬和不快。但是，如果涉及到治学的学理，我倒认为，那位引起嘘声的同学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甚至想为她鼓掌击节。因为，治学需要的是认真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学人之间更应该坦诚地交换意见。如果处处考虑谈话对象的情感、好恶，我不知道这样的学问能做到哪里去！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按照情理逻辑，学生不应该让老师难堪。但柏拉图没有这么乡愿，他经常和老师辩论，不管在什么场合，也不管多么激烈。对此，柏拉图似乎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冒犯师长。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情理上，有师生之礼，但在学问面前，真理是惟一的准则。我国古代的孔子也经常遭遇学生让他尴尬的问题，甚至惹得老夫子拂袖而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情理大于学理，只能说明圣人也有狭隘的地方。在这一点上，释迦牟尼和耶稣做的要有风度得多。他们能坦然面对甚至是带着挑衅的问题。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应该是学人共同遵守的法则。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对话的可能，才有把问题深入的条件。如果处处以情为先，学问在后，我觉得这样的学人不如去改行搞公关，那才是以注意、揣摩、研究对方心理为正途的行当。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把被提问的日本留学生换成中国的，这种情况还会不会发生。如果相反，那些做不屑状的研究生的心理就值得探究了。是不是一种潜在的媚外情结？当然，我们的研究生们不会这样浅薄。那么除去这种可能，在这里起作用的，就只能是国人都非常顾及的情理了。

　 今天，学术腐败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认为，学术腐败不仅仅指那种论文的剽窃，评定职称的暗箱操作，其中的“圈子”现象，也当属此列。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朋党之间，即使是互不认同，也要维系面子，一团和气；对外，则少有不合，则党同伐异，无情打击；而真正的批评却失去了应有的理性锋芒和锐气。出现这种现象，不能不说与这种轻学理重情理的心态有关。学问学问，学与问相辅相成，中间还有思考和辩论，这才是学术之道。我真希望，做学问的和准备做学问的人们，不要那么世故，多一点认真，多一点严谨，多一股较真的劲儿。放心，天塌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