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辛辛苦苦一年，却领不到自己应得的少得可怜的工资。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求助于政府，终于拿到了血汗钱。面对提供帮助的政府官员，民工们“感激涕零”。看到这样的场面，笔者内心顿时涌上复杂的感情。

　 民工在政府的帮助下，最终能够拿到属于自己的工资，我感到欣慰。同时也为官员的“为民请命”和认真负责感到高兴。如果每一个讨不到工钱的民工都能遇上这样好的政府官员，那是社会的幸运。

　 但我更为这种现象感到深深的担忧―――中国的民工千千万，讨不到工钱的人更不在少数，如果每个讨不到工钱的民工都要为此求助政府官员，谁也无法表示乐观。

　 原因很简单，一是并非每个官员都认真负责，二是即便碰到认真负责的，并非每家企业都会乖乖地掏钱支付民工工资，三是还有无数的民工根本就不知道找哪个政府机构求助。在许多复杂的因素面前，民工的工资就成了一个充满变数的问题。

　 可以说，对官员帮民工讨工钱的现象，表扬也罢，鞭策也罢，这都是从“人”的角度看问题，是将希望寄托于官员个人的德行。实际上，如果寻找问题的根源，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仍然在于制度因素。

　 工人有工会保障权利，有劳动法规范劳动关系，他们的工资有比较完善的制度保障。但民工在这个社会中却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既无劳动合同，也无民工组织，在绝大多数用人单位与民工的关系中，后者总被视为“准乞丐”，在许多用人单位负责人眼里，民工无非就是个会说话的劳动机器，对于他们的合法权益，不仅用人单位不在乎，甚至连一些政府部门也不予重视。

　 正是这种制度性的歧视，民工在整个社会中处于管理无序、自生自灭的状态。对于他们权益的维护，有良心的官员还负责过问，其他官员则一推了之。

　 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力流动在加速，劳动者“成分”变得越来越复杂。可以说，如果这个社会的思维观念和制度安排仍然停留在过去一元化社会的逻辑阶段，民工的悲惨命运就难有根本的改观。

　 上图：日前,北京西客站站前广场上,一位名叫周海的摄影师在为过往农民工免费拍照。

　 苏冠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