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1日起，北京将实行新的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户籍改革政策，即今年1月1日后北京市农业户口妇女所生的小孩，可在父母户口所在地自愿登记为非农业户口；北京市农业户口的高等职业教育学校、中专、技校及经教育部门确认的职业高中的在校生，可自愿转为非农业户口。

　 “城镇户口又不能当饭吃”

　 “城镇户口有啥好的？又不能当饭吃。”北京通州区于家务乡的农民韦国强（化名）对城镇户口反应冷淡，“转了户口，土地就没了，如果进城找不着工作，到时候想回回不来，想出又出不去，一条腿在马路上，一条腿在泥坑里，那才叫瞎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仅是韦国强，许多京郊农民都不愿意为子女办农转非。于家务乡的另一位村民说，农民种地虽然辛苦，粮食也卖不出好价钱，但起码能把口粮挣回来，愿意的话还可以在外边打打工，也能给家里贴补一些。这比没有土地要稳妥得多。

　 而北京市人事局的统计数字也证实，像韦国强这样看待农转非的农民不在少数，即近年来办理农转非的数量明显出现下降趋势。“现在的农转非不像以前那么热了。”北京昌平区北七家镇办公室主任夏建伟说。农民要依赖土地生存，转为非农业户口后就失去了土地。政府如不及时解决就业，他们则连最基本的保障都没有。因此，多数农民还是希望要土地。

　 据介绍，我国的《承包法》中规定，土地是农民的财产，农转非后不要求农民交土地，否则应保证其与城镇居民在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福利上一致。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的《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中也规定：农民在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时可自愿保留土地承包权或有偿转让。但在不少乡镇，农民在农转非后，原来的土地并不能按自愿原则被保留下来，有些地方征了地却没有征地款，而规定的与城镇居民一致的社会保障更是无从谈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伍先江在分析这一现象时说，大部分农民不愿转“非”，主要是因为转“非”后的实际收入水平会下降。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尚未能全部覆盖现有的农转非人员，因而造成了新的不公平。

　 伍先江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户口和各项福利待遇挂钩还情有可原，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台的一些措施还与福利难以分离，则让人无法理解。他表示，农民也是经济的农民，会通过比较做出选择，如果以户口换取作为农民生存保障的土地，农民肯定不愿意。“以前农民看重城镇户口，是因为它与农业户口的差别太大了，各项福利都与它挂钩。现在城市里的铁饭碗没有了，农民进城处于竞争劣势，转‘非’后农民失去土地，受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就业难度反而更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原所长陆学艺这样解释。

　 城镇化不是农转非

　 农转非表面上看是户口问题，但实际上已超出了户口的范围。正如伍先江教授所说，农转非政策的内容相当庞杂，涉及到诸如子女就学、购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多项权利和待遇上。

　 伍先江认为，只有从整体上设计好户籍、土地、社会保障、就业以及农村集体资产处置等多方面的政策，农转非才会实现预期效果。

　 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唐钧的话说，现在户口对农民而言，作用并不像一些研究人员想像中的那么大，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长期形成的差别与隔阂，不是户口可以解决的，即使转为城镇户口，如果仍以务农为主，其实际意义并不大。

　 唐钧认为，城镇化应该是农民生活方式的城镇化，而不是简单的户口城镇化。只有当其生活、就业、社会保障也融入到城市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现在亟须解决的是转“非”农民的就业问题，以及如何将农转非人员纳入社保范围。单单一个户口的改变，并不能体现出城镇化的实际涵义。“城市的社保标准还可以往下降。”谈到社会保障，陆学艺说。我国内地城镇居民的社保标准定得比香港还高，结果造成了占人口数量一多半的农民没有得到保障，而小部分的城市居民的社保支出特别高的现象，城乡悬殊在近几年越拉越大。他建议，下调城镇居民社保标准，从而使更多的农转非人员享受社会福利。

　 让专家们担心的是，不少乡镇为加速城镇化进程，大量征用农民土地，却不顾失地农民今后的生活保障。陆学艺说，一些距离城市较近的乡镇，由于土地的地租高，光靠征地的收益，就足够解决所有农转非人员的社保问题了，但一些离城市较远的地方，由于土地的级差地租小，征地的收益很少，解决不了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这样的土地，还是不征为好。“征地补偿款也应得到充分利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伍先江介绍说。北京近郊乡镇每年都有大量土地被征占，征地补偿款在全市总计约有几十亿元。而这些款项都沉淀在各乡镇，无疑会造成巨大的财富浪费。他认为，这笔资金如果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对农转非人员也将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对于即将实施的北京新户籍政策，专家评论说，政策本身是积极的，对北京市户籍制度改革而言，只是迈出了很小一步，而对加快城镇化进程而言，几乎不会有任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