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人大会上，《关于200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大会审议。

　 什么是预算呢？马克思曾在一篇1853年的英国议会评论中写道：“每一个人都知道，预算只不过是国家本年度预期收入和支出的一览表，它是以上一年度的财政经验即平衡表为根据的。”但是对于中国人甚至是他们的代表来说，不见得“每一个人都知道”。

　 审议和批准预算是议政机关最重要的权力之一，是人民通过其代表管理国家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人大对政府履行监督职权的重要内容。但恰恰是预算，最难读，也最“专业”。一般人看着那整篇的数字，难免不堕入五里雾中。他们的代表如何，也不能全都乐观。

　 据我看到的文献，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两项：其中之一就是审查和通过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人民日报》曾专门为此发表社论《读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由胡乔木撰写的这篇社论说：“每年的国家预算报告都不免要罗列一大堆数字，对于一般读者恐怕会有枯燥之感。但是这些数字固然是不可少的，而且在它背后，实在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在。国家每年从人民取多少钱，怎样取法，又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里多用，那里少用，用了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效果，这些问题只要把预算报告细看一遍，都可以知道一个大概。”―――这篇社论就向人民详细解说了国家预算。

　 已经多年没有看到专门对国家预算进行评论的社论了。人民对预算有多大的关心，是很难说的事。他们的代表也就可以想见。这种关心后面，是一种重大的权力；这种不关心后面，是对一项重大权力的放弃。这不能不与报告的形式有很大关系。

　 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2000年，广东省政府提交给人大审议的预算表仅有一页纸。仅过去两年，广东省政府提交的预算表就厚达605页，重量超过1公斤，囊括了所有的省级政府部门，并详细列出了每个部门的支出项目和理由。掂量着沉甸甸的预算表，参加审议的人大代表感慨不已：两年前我们看到的全省预算报告用一张纸就写完了，简略得让人看不清；而今天则变成了一大本书，让人觉得既详尽，又一目了然。”

　 可见，“形式”中有权力，推进形式的进步，就是落实权力。

　 马克思曾经写过英国政府的预算评论；梁启超曾经写过晚清政府的预算评论；胡乔木曾经写过新中国1956年的预算评论，都非常精彩。我们现在还几乎看不到真正的预算评论。这与人民对预算的关注程度不够有关，同人民代表对预算的关注程度有关，同预算审议的制度安排有关。何时我们能够在第二天看到对报告的评论，我们的政治文明就又迈出了实在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