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有作者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文章说，香港特区政府廉政公署对梁锦松购车事件展开调查，是对官员的“有罪推定”；紧接着，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加明确的阐述，声称“对权力可能的被滥用”，就是“要搞‘有罪推定’”。

　 关于廉署调查梁锦松购车事件，我对两位作者文中 所表达的基本价值观还是认同的，但对他们在这件事上一再使用“有罪推定”这一概念，却无论如何难以苟同。我以为这决不仅仅只是个简单的语词问题。

　 我们知道，“有罪推定”是跟“无罪推定”相对应的一个司法概念。后者是指刑事被告人（及被侦查或被调查人）在未经法院终审判决确定其有罪之前，应当被推定（假定）为无罪。而前者的意义则正好与此相反。早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中，就明文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第九条）；此后这个原则陆续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到了20世纪上半叶，又被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正式确认。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也有明文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十二条）。无疑，这一原则也早已被英国人带到了香港。况且，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罪推定”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怎么时至今日，还会有人认为在香港特区，存在着一个“对政府官员的‘有罪推定’的制度安排”，进而严肃地呼吁“对权力可能的被滥用要搞‘有罪推定’”？

　 香港廉政公署对梁锦松涉嫌“买车避税”事件展开正式调查，我认为这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其意义正如有关文章所言，此处不赘。但请搞清楚，廉署只是对梁锦松进行例行调查，并没有说他犯了什么罪，用的也是“涉嫌……事件”这样的措辞，怎么就扯到“有罪推定”上了呢？假如警方因故对一个普通公民进行正常的刑事调查，你会不会说那是“有罪推定”？很明显，这并非缘于作者的笔误，因为他们在文中明白无误地说那是“制度安排”和“启示”。我只好相信两位作者对上述有关司法原则，确实存在着理解上的误区。况且，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评论文章中看到过类似说法了，甚至还曾读到有人正而八经地在文中质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要单单对官员“有罪推定”？这说明类似的误会还真不少，故很有澄清的必要。

　 其实，由于政府官员掌握着某些公共权力，拥有比普通民众更多的信息资源，理论上，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利用那些权力和信息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因此公众就有理由对他们保持某种程度的警惕，进而对其一举一动都给予特别的关注，同时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建立起对公共官员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这既合乎人情事理，也是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但很明显，它跟司法领域的“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因为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向受众传递准确的法律法规和司法知识，这也可以说是时事评论的社会功能之一。上述或似是而非，或不甚准确的说法，看似小事一桩，却往往会以毫厘之差而致千里之谬，并继而以讹传讹，遗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