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比医疗系统失去诚信更糟糕的了。”今天，51岁的陈晓兰在她狭长的房间里再次接待了记者。同上次一样，见面时没有寒暄，直奔主题。

　 这位原在上海市一家地段医院任临床医师的女士，自1996年起开始向医药管理部门反映当地医院的违规行为。她的呼吁，使上海市医药主管部门先后对当地医院以物代药、 以超高价卖过期药，以及使用未经审批的医疗器械等违规行为进行了查实。

　 “每次反映问题，我都会署上自己的真名。”陈说，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当事方负责。

　 陈晓兰亦为此付出了代价。1998年，她被院方以长期旷工为名予以解职。2001年，上海市卫生局出面协调，将其以“特殊人才”调入另一家医院。然而，这次调动也改变了她后半生的生活―――失去了干部身份。从此，陈晓兰成了全上海医疗系统中惟一没有医疗保险的执业医师。

　 “这点遭遇还算不得什么。”陈晓兰说，“当别人威胁要将你打晕后送进疯人院时，你才真觉得有些恐怖。”

　 “但我从心底里热爱医生这个职业，不愿看到它被弄虚作假玷污。”陈将目光移向窗外。

　 16岁插队到江西，做了近8年赤脚医生，陈晓兰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医患关系。一次，卫生所来了位病人，治疗时突然想吐，医生情急之下连忙扑上去，将病人扶住―――这位病人将呕吐物毫无保留地吐到了医生身上。而为了不使病人难堪，医生平静地走出诊所才换了衣服。

　 可现在，有些医院的医务人员心里只有患者是不行的。陈晓兰说，他们担心的事太多了―――能否完成工作量、能否完成创收指标、药品与治疗费的结构比是否合理等等。这些“担心”，使医务人员不敢也不可能与强大的医疗体制对抗，否则只能被其抛弃。

　 “目前医疗系统出现的许多问题，不单纯是医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造成的。”陈晓兰说，医改过程中没有引进相关的法律制度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虽然伴随着医改也诞生了不少医疗法规，但这些法规不是可操作性不强，就是条文存在漏洞，很容易被违规者钻了空子。

　 这位被同事称为医疗机构之啄木鸟的执业医师还认为，医疗系统应当是非常严肃的，设立医疗法庭与完善医疗法规同等重要。

　 “我没有多少财产留给女儿，惟一希望留给她的，就是一个安全的医疗环境。”说到这儿，陈晓兰终于流露出一点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