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设立“银监会”，有消息说，“银监会”可能3月底挂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银监会”成立的背景是什么？它的职能和管辖范围又是怎样的？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博士为本报做了详细的解读。

　 他认为，成立“银监会”就是把中央银行制订货币政策和实施银行监管的职能分离开，提高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专业化水平，防止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同步震荡。

　 曾有3种方案

　 魏加宁博士说，2001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准备认真研究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问题，并为此专门成立了《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组。课题组由中心领导谢伏瞻副主任挂帅，魏加宁是课题协调人。

　 他说，课题组原准备对金融改革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就在尚未最终确定研究重点的时候，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筹备小组办公室组织了9个研究小组，并委托发展中心来专门研究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关系问题。于是，课题组在请示了中心领导之后决定将两件工作合二为一，在2001年里主要集中力量重点研究金融监管问题。

　 在国内调研和出国考察的基础上，课题组提交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其中一份中提出了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适度分离的建议，并就分离方式提出了左、中、右三种方案，即所谓金融部（委）、银监会和银监局三种分离模式。作为报告执笔者之一，魏加宁本人更倾向于中间方案，但他们还是尽量客观地比较了三种方案的利弊得失。

　 两种角色分开

　 成立“银监会”使中央银行制订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开，这对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有何利弊？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应当如何加强协调配合？

　 魏加宁博士说，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在本质上有许多重要区别。货币政策属于短期政策，是中央银行的职责所在，应当能够因势利导、灵活善变。银行监管则属于政府行为，应当从严监管、持之以恒，绝不能够忽紧忽松。因而对于这两个部门领导者的性格要求也大不相同，前者要求在把握经济运行走势时能够思维敏锐、反应灵活；而后者则要求刚直不阿、比较固执。

　 两种职能相对分离，其好处之一，就是可以防止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同步振荡，有利于二者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货币政策应当更多地依靠公开市场操作等市场化的政策工具来实现，而不能依靠放松或加强银行监管力度来实现其政策目标；另一方面，银行监管如果出现失误，也不能依靠随意增加货币供给去填补窟窿，掩饰漏洞。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方案，金融工委的职能也转到银监会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的问题，首先，一方面银监会既要按照一般规则监管各类商业银行，另一方面又要承担国有商业银行出资人的职能，那么，如何在监管中公平地对待自己的亲儿子（国有商业银行）和干儿子（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信用社等）以及别人的儿子（外资银行）就会成为新的问题。

　 其次，从监管者的角度讲，银监会只应负责商业银行经营者的资格标准的制订，资格审查工作，如果过去金融工委的职能也放到银监会的话，那么银监会在对待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者时，岂不成了自己制订标准、自己推荐人选、自己审查、自己任命了吗？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职能不是又一身挑了吗？

　 加强央行独立性

　 成立银监会以后，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规范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十分重要。魏加宁博士说，在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上，国内外学术界其实早已达成共识，并且已经成为现代金融学的一个基本常识。

　 他说，国外学者对许多国家过去几十年通货膨胀史的计量分析表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与经济增长之间却无明显关联。而我则认为，不仅是通货膨胀，就是通货紧缩恐怕也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魏博士说，为了应对来自国外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必须建立起必要的防护机制。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发达国家就曾经通过著名的“广场协议”要日本政府实行日元升值政策，而当时日本的中央银行在大藏省的管辖之下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只好俯首听命。日元大幅升值以后，日本经济因出口受阻出现衰退，日本中央银行又不得不放松银根以刺激经济，结果，大量过剩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泡沫经济，遗害至今。他认为，这恐怕也是日本近年来积极采取措施来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一个不能明言的深层次原因。

　 由此可见，如果我国的中央银行能够直接对人大负责，货币政策委员会能够从目前的咨询议事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并通过规范的投票表决方式进行决策的话，那么对于抵御国外对我国人民币汇率方面的政治压力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