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读社会科学硕士的侄女给我打电话，问有没有门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她的社会学论文，即使花几百块钱付版面费也认了。她还特别强调说，学校里规定，在读期间必须有一篇论文发表在国家核心期刊上，才准予毕业。现在，她和同学们都在动员社会力量四处寻找发表论文的门路……

　 撂下电话，我的思绪飞到 大学校园，仿佛看到那些文科硕士研究生为发表论文而着急上火的样子。我知道，在刊物上发表一篇社会学论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何况是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我不大理解，在校硕士研究生是以读书和研究为主要任务的，只要能达到硕士研究生应当具备的学力也就行了，何必一定要在刊物上发表论文才算合格、才能毕业呢？

　 这件事令我不禁想起2月17日《光明日报》刊登的题为《张筑生，了不起的教授》的报道。北京大学数学教授张筑生被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天分和创造才能，他甘于从事最基础的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不争名不图利。身体有残疾的他，忍鼻咽癌之痛长达12年，以惊人的毅力，带领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选手参赛，连拿五届全球总分第一……他的事迹一见报，立即引起轰动，特别是在知识界，一致认为无论精神面貌、道德品质，还是学术水平，他都是一位了不起的教授。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自从1986年初张筑生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归来，连续5年受命编写出水平很高的教材《数学分析新讲》，但科研成果里却没有他的名字，因为编写教材不算科研成果。1995年，他受命担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主教练，一干就是5年，带领数学奥赛国家队连续拿了五届第一，工作成绩上却没法记载，因为带奥赛班不属于教学工作，无法计入教学工作量……于是乎，这位北京大学博士，被公认为才华横溢、贡献突出的教授，到死也没能当上博士生导师。

　 我以为，能不能当教授，能不能做博士生导师，不一定看他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更不一定非得著作等身不可，只要具备相应的学识水平，也就足矣。只可惜，现在的多数学校，硬性规定了一些条件，诸如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必须有几本著作，才具备当教授、博导的条件，否则便要说“对不起”。于是，有些教师一门心思写论文、写书，而将本应放在第一位的教学工作放在次要地位。久而久之，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致力于教学和研究、教学效果很好的教师，因为论文、著作数量少而在学位评定中名落孙山；而教学工作不值得称道但论文、著作达到要求的教师，庶可名利双收。应该说，这是陷入了人才评判的怪圈，是对人才评判中量化标准的扭曲。客观地说，一些高校出现的为了获得某个学位而弄虚作假、剽窃抄袭之类的现象，多少与这种被扭曲的人才评判标准的诱导有关。

　 评判人才，首先应看他的专业学识水平，其次再看其他。这就跟检验工人是否合格先看他技术如何，检验会计是否够格先看他会不会算账。对教师不先看他的教学水平，这种主次倒置的评判标准，怎能不导致错用人才、浪费人才？我们为张筑生的境遇而痛惜，更为导致张筑生不公正境遇的人才评判标准还在延续而感到沉痛。

　 逝者已矣。但是，像我侄女那样的大学生、研究生，在以后的生活中会不会陷身于同样的境遇呢？但愿张筑生的经历不要在新一代人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