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喇沁旗文物馆藏有国家三级以上文物1800多件，80％以上是郑瑞峰收集或征集的，其中有“国宝”16件
政府给一个平民百姓配上了专职秘书，这是近日发生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县）的一件新鲜事。
配上了专职秘书的郑瑞峰今年已经71岁了。40多年前，他开始了文物的收集和征集工作，喀喇沁旗文物馆藏有国家三级以上文物1800多件，80％以上是他收集或征集的，其中有“国宝”16件。“有了秘书的帮助，我就可以将多年收集的文物资料整理成册、留给后人了。”他高兴地说。
郑瑞峰喜欢上文物收集，也是偶然的机会。1959年春季，辽中京遗址正在发掘，国家考古专家云集赤峰市宁城县的大明镇。当时在做扫盲工作的郑瑞峰被派往宁城学习，一个月时间，他学到了文物发现和保护方面的不少知识。
学习结束后，郑瑞峰奉命对本旗的文物进行普查。他背起背包，徒步走遍了喀喇沁旗的山山水水，寻找被人们称为“灰包”的东西―――它很可能就是古人类的遗迹。
一次，在一个叫杀虎营子的村里，郑瑞峰打听到有人在“灰包”里挖出了一只铜剑，便立即去调查。果然，他征集到了战国的铜剑，还有一个清代喀喇沁王爷府家人打虎用的大刀。郑瑞峰提着铜剑，扛着大刀返回时，不少村民竟然误以为他是耍把式卖艺的，让他“来几手”，弄得他哭笑不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郑瑞峰一直在农村工作，先后做过公社的行政秘书、宣传委员，但无论在哪里，他的心始终离不开文物。1973年，郑瑞峰调回旗文化部门的时候，一下子将自己收集和征集到的100多件文物全部无偿捐给了旗里，其中有在废铁堆里找到的价值连城的“国宝”―――契丹文字铜镜。
1971年的秋天，郑瑞峰到一个村子里给庄稼估产，却被地里的一些瓷片吸引住了。他敏锐地感觉到，这里肯定有文物。
“整地时挖出过什么东西没有？”他急忙问陪同前来的村干部。“倒是有一些坛坛罐罐，都砸碎扔掉了。”村干部回答。
郑瑞峰连连叹气，让村干部再仔细想想。有人忽然想起一个叫孙荣的村民挖出了一块铜镜，因为是铜的，能值几个钱，就拿回家里去了。
郑瑞峰叫村干部马上去找孙荣。村干部很快回来告诉他，铜镜早没有了，春天，供销社下乡收废旧物资，孙荣拿去换了咸盐。
郑瑞峰心急如焚，回到公社，他立即找到供销社负责回收废旧物资的人询问铜镜的下落。终于，在废品仓库的废铁堆里，他找到了一块八角铜镜。“铜镜是公家花钱收上来的，没办法，我只好自己掏腰包把它买了下来，按斤秤算账，一共花了一元四角八分。”郑瑞峰大笑着说。
铜镜很重，背面有4个谁也不认识的字。回到旗里，郑瑞峰到处找人请教，辽宁省博物馆下放到喀喇沁旗的李耕笃先生告诉郑瑞峰，他的一个同学在北京大学从事契丹文字的研究，做一个拓片给他寄去，也许会有结果。
拓片很快做好寄了出去。一天，郑瑞峰接到通知，有两个人专门从北京赶来看他的铜镜，其中一人就是我国研究契丹文字的著名学者刘凤翥。他告诉郑瑞峰，铜镜上的四个字确实是契丹文字，而且我国只有契丹文字铜镜的图录，没有实物，世界上也仅有韩国有一块实物。别说这块八角铜镜了，就是那些拓片，拿去送人“也是十分珍贵的”。
郑瑞峰对文物的“痴迷”，影响了周围许多人。不少文物，就是人们遇到情况向他“报警”后，才得以保护的。
1974年，喀喇沁旗组织大会战修建柏油马路。一天早晨，一个叫吴炳文的商店老板告诉郑瑞峰，会战现场挖出了“东西”，几个人正拿着这些“东西”去卖。“那几个人说这‘东西’是锡的，不过我怎么看也像银的，上面还有金色。”吴老板说。
郑瑞峰赶紧去堵截。他向那些人讲解了有关文物保护的政策法规，告诉他们如果去卖就会触犯法律。这些人害怕了，把挖出的四只盘子交到了旗文物管理所。
盘子是银质鎏金的，工艺十分精美。为了不让可能出现的文物流失，他赶紧又蹬上自行车到现场进行实地考察。
一天夜里，盘底上的一块依稀的划痕引起了郑瑞峰的注意，轻轻拂去上面的泥土，他惊奇地发现，这里竟然密密麻麻地刻着50多个汉字，诉说着这个银盘的来历。“这是唐代安徽一个叫刘赞的地区军事长官敬献给皇帝的贡品。史书记载，刘赞是唐代的一员猛将。”郑瑞峰说。
不久以后，国家考古部门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一个会议，郑瑞峰亲自带着这几只银盘子到沈阳找专家鉴定。专家们看过后不禁大加赞赏，告诉他唐代的银器一直是以精美著称于世，成为各国收藏家追求的珍品，国内已经很少发现。像这样大，这样精美，而且有文字记载的唐代银盘真让人叹为观止。这4件唐代银盘后来经常在各级的文物展中展出，其中刻有文字的那只被称为喀喇沁旗文物馆的镇馆之宝。
由于征集文物成效卓著，郑瑞峰被调到了旗文物馆，后来当了文物馆的馆长。这期间，他还多次征集到了大量宝贵的文物，其中有慈禧的真迹牡丹画、清代末年几个权高势大的亲王给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题写的对联。就连喀喇沁旗灵悦寺内的嘛呢轮，也是他费尽心血从乡下征集上来的。
今年年初，郑瑞峰老人在退休10年之后，喀喇沁旗决定奖励他5万元，感谢他向国家捐献的大量有价值的文物，表彰他在文物工作中的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