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几批希望工程的孩子，如果能考上高中的话，现在也陆续毕业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可能上大学。他们的前景是什么？”

　 2002年9月，《冰点》编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信中的这段话吸引了我们。

　 邮件寄自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胡晓江。她从1988年开始资助几个希望工程的孩子，大部分在小学毕业后失去了联系，但对江西的一个男孩子一直坚持下来。后来她到美国留学，资助的事情落在她母亲身上，关于这个孩子的各种消息，也是从母亲那里间接得到的。

　 “上个月我给家里打电话时，我妈妈提到这个孩子已经参加完高考了……前几天打电话时妈妈告诉我这个孩子来信说大学没考上，准备出门打工。”

　 “他没考上大学我毫不奇怪。”胡晓江想了解的是：“希望工程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具体地说，我的资助对这个孩子本人、他的家庭和他的家乡到底有什么作用？他现在完成了中等教育，是否有了养活自己，支援家庭的技能？这个农村家庭是否可能因此改变贫困的境况？”

　 这个孩子在高考后再没有消息。胡晓江希望《冰点》帮忙找找他，看看他现在在干什么，他家里生活得怎么样……

　 “能做的就这么多，再多的，也帮不上什么忙”

　 2002年11月，我找到了在北京大学燕北园的胡家。

　 父亲胡德焜原来在北京大学教数学，母亲张惜光退休于首都师范大学。

　 “晓江一开始捐助那些孩子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张老师已是白发苍苍。“那时候家里生活也不富裕，她可能是从自己的钱里挤出一点，从没告诉过我们。”

　 “1995年她出国时，才说起有这回事儿，让我帮着寄钱。我想，孩子交待的事，有能力就寄一些吧。那时候家里还是有些困难，不能多寄，不敢多寄，也不敢让别人知道。那个孩子一直在写信，不光他写，他妹妹也写，但我从不回信……”

　 “为什么不回？”我有些不解。

　 “我不知道写些什么。”张老师说：“我就管寄钱。他有一次写信说数学物理学得不好，我就买了几本书寄给他；他第一次中考没考上高中，说想上中专，我一看，学费要好几千，我就汇款时留言说太贵了，我们资助不起。还有一次说学费涨了，我下一次汇款时就多寄了点钱。我不愿意回信。”

　 “不愿意有太多牵连？”我试探地问。

　 两位老人不好意思地笑笑，“也不全是。我们觉得，能做的就这么多，再多的，也帮不上什么忙。”

　 “后来他去上中专了吗？”

　 “他补习了一年，好像又考上高中了。前些天来信说，没考上大学，还想到北京来找工作。”张老师边说，边翻箱倒柜地找那个孩子的信件。“就这些吧，只有晓江出国后这几年的信。”她翻出一摞。

　 “咦，这个孩子就是前几个月来过的那个。”胡老师看到一张照片，忙说。

　 “没错！是他！是！”胡老师摘下眼镜认真打量。

　 “他说没考上大学，想在北京找工作。我劝了他半天，说他一个农村高中毕业生，在北京找个像样的工作不容易，让他或者回去复读，或者回南昌―――他们家在江西―――再慢慢想办法。”

　 “替他想想，也很不容易，他们在农村学校学的那些东西，出来能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呢？”胡老师忧心忡忡，“看上去倒是个老实孩子。他说一定听我的话，就走了。”

　 晓江看来资助了不少孩子，这些信寄自云南、江西、安徽、四川。从笔迹看，很多信是家长或者请人代写的，多是“感谢你的恩情”，“谢谢你的帮助”，“我一定好好学习”之类的。

　 但还是有一些让人读后怦然心动。

　 一个安徽女孩子写道：“我希望您不要再寄东西来了。我的学习成绩不好，很差。我真对不起您。我这样的成绩拿您的衣服真不好意思……”

　 另一个四川孩子谈到：“我们全家曾几次提笔都未成功的（地）写完又休笔了。有时我爸爸默默的（地）考虑一会儿写不出来时，他那辛酸的眼泪不由自主地从面颊流下，这时他只好长长的（地）叹息……”

　 来信最多的是江西省余干县新生乡的一个家庭。信大都是父亲写的，1998年10月，他来信说：“在这大灾之年我们百姓是连温保（饱）都难……而我们家只分了十来件旧衣服，别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万不得以（已）才让水风（凤）退学，也请您不要再寄学费来了……”

　 “不管岁月如何地改变，我都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勇敢地坚强下去，自信起来”

　 我慢慢翻拣，找到了晓江提到的那个孩子。

　 他叫邱书文，家在江西省余干县梅港乡三联村。信都是1995年以后的，其中还夹杂着他妹妹邱海燕的来信。1995年时，邱书文刚上初一，胡晓江已离开北京，赴美留学。

　 一封封信，细细地看，慢慢就知道了邱书文这些年的一些故事。

　 1995年8月，书文小学升初中―――

　 “我这次给你来信待（大）意就是告诉我的学习成绩。姐姐我这一次的学习成绩按照规定分数没有录起（取），相差几分……求了一个面子初中校长就免了我的加读费……也是我爸爸生病，不能参加劳动，所有我家里的事，有一点都要等到我回（放）学回来我爸爸吩咐我去做……姐姐我也知道失望了你的功劳。姐姐我应该听你的话继续上学，我也知道在社会上是有学问的人全（前）途最大……”

　 1996年2月―――

　 “姐姐我知道你帮我好大的忙，你也是希望我这个无用的小弟早日成才……我爸爸妈妈说，不论家里有多大困难，还是让我坚持上学，人穷志不短，人不爬高山不知累，不吃黄连不知苦……我爸爸是一个中（终）身残废，我很快就长大了，我家里平（贫）困的日子也很快就过（去）了……”

　 可能因为一直没有回信，邱书文的信在1996年后消失了。按时间算，他应该在1998年参加中考，但没有来信。只有1999年11月海燕寄来的一封信―――

　 “我想哥哥使您太失望了……在去年初（中）升高（中）落榜了，他觉得对不起所有的人，正处于悲痛和失望之中，但一看到照片上姐姐和蔼的笑容，想起姐姐以前对他的鼓励和希望。他为了给姐姐一个好一点的回答，一种说不出的念头从心（中）萌发，他决定继续读初三。在他第二次中考中，他是一个补习生，只能考高中和中专，结果都被录取，分数还有多。他选择了读高中这条路；我因报考中师而落榜，也只有读高中这条路。”

　 2000年，邱书文上高二时，通信又开始了。很多信写得非常好。

　 这年8月―――

　 “我这里双抢的季节刚过，在这匆忙的一段时间里，已经够我累得了。一边割了禾，还要抓紧时间把它栽下去，早上要起得那么早，晚上又要晚点回来，因为中午的前后一段时间的天气特别的热，根本做不得事。

　 “在高一年级的这一年里，时间就这样一闪而过。想到自己的学习，想到自己的成绩……同学之间的热烈的竞争，犹如登一坐（座）高山一样，有能力的人便能欣赏到那站在高处的美好风光，而没有能力的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学习是不是这样的？姐姐。”

　 2000年12月―――

　 “姐，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给你写信的时候，我的心就很痛苦。你对我那么好，而我却没有很好的成绩来回报你……但不管岁月如何地改变，我都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勇敢的坚强下去，自信起来。你知道吗？在今年的秋季运动会中，我为锻炼一下自己的毅力，还特意参加了男子3000米的赛跑，并且还得了第二名……”

　 两个月后，海燕在寒假第一天写道―――

　 “今年下半年（应该是2000年下半年），我敬爱的爸爸妈妈因劳累过度都生了重病，我妈妈连现在都还没离药。每每看到爸爸妈妈那种劳累的样子，我真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书文的另一封信中说，因为长年操劳，妈妈的腰累坏了。

　 2001年9月，邱书文升高三了―――

　 “现在我家比以前的状况好多了，虽然我爸爸、妈妈的病没有全（痊）愈，但还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我现在也可以少花些心（思）去想到家里。我很渴望自己有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学习，因为离高考的时间不多了，只有短短的三百来天，我要考上我自己理想的大学……”

　 大概是书文的成绩仍然不好，2002年3月，海燕在来信中说，哥哥决定报考艺术类院校―――

　 “我哥从小就爱好艺术。他周围的师生都说他有艺术天赋；美术教师看了他的画和毛笔字过后都赞叹不已……我哥和爸妈、老师商量后决定报考艺术，为了能得到更高的关于作画、书法等方面的教育，他正月初五就去了南昌进修了，大概要画一个多月能回来学习文化……”

　 2002年7月，书文参加高考。他在8月底寄来最后一封信―――

　 “我和妹妹高考录取的结果都出来了……只录取了省专……我家现在决定让妹妹去坐（做）补习。而我是否能够上大学，心里没有数，家里忙（目）前四处借钱。

　 “姐，我想请你以后不用给我寄学费了，我用了你这么多钱，却没有考出一个好成绩来，我的心中实在是不安……”

　 2002年11月中旬，我按照这些信封上的地址写了封信去，打听邱书文的下落。

　 “我希望资助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机会，而不是让他们觉得除了以上两条路，其他都见不得人”

　 收到第一封回信时，已是2003年1月18日。

　 信是妹妹海燕写的。她说，由于农村“不通达”，家里在1月11日才收到我的信。

　 信中说，书文高考后被郑州工程学院录取了。但“2002年8月30日，我哥启程去借钱上学，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他中秋前夕打过一次电话给家里，他在电话上讲他在班上当主持人。我问他学校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他说学校一切都还不太稳固，等稳固后再告诉我们。过元旦前他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可能是在南昌打的，因为他寄给我的贺卡也是同一天从南昌寄来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老是不给家里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这也可能是他的想法吧！所以我全家不知道他现在是在读大学还是在打工。我全家是多么多么多么希望他在读大学。”

　 海燕说，哥哥在网上有个 Q Q号，也许我可以在网上试着找找他。

　 我给郑州工程学院写了封信，石沉大海。

　 在互联网上找他的 Q Q，发现注册地址竟是北京。我留了言，说明身份，希望他能和我联系。仍没有回音。

　 这期间，我和晓江断断续续地互通邮件。

　 她在邮件中说：“大家都希望这些孩子们要么像张胜利，知恩图报，回乡教书。要么像苏明娟大眼睛闪闪地上大学。好像其他都不是出路……我希望资助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机会，而不是让他们觉得除了以上两条路，其他都见不得人。”

　 “所有的孩子都在说，我成绩不好，不配你寄钱寄东西。好像只有学习成绩好才配被别人喜欢，这特别有问题……”

　 得知书文有个 Q Q号时，她写道：“他起码会用电脑，能在大城市里生存下去，也是不小的成就。我只是希望他不要有太重的心理压力，不要觉得因为被人资助，如考不上大学就连尊严也没有了。”

　 她也很困惑，既然书文考上了郑州工程学院，为什么到胡家去时却没有说。

　 羊年春节过去了。

　 就在我不知怎么进行下去时，邱书文却意外地来了电话。听声音，是个快乐的男孩子。他说他在上饶火车站，春节在家里住了三天，现在准备去上海。我问不是在郑州上学吗？他说没有借到钱，所以没办法上学。

　 两个星期后，他又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上海，正在找工作。我问他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他说，最好是广告公司之类的，还拜托我在北京帮他找找看。我说这方面的工作需要专业背景，不太好找，让他先找个可以糊口的，不要太挑。他一个劲儿地答应。

　 就在我准备去上海找他时，他又打来电话说，第二天就要到北京来。

　 “为什么？没找到工作吗？到北京来住在哪儿？”

　 他呵呵笑，说有个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要是什么也做不了，我就觉得太遗憾了，太对不起她了”

　 终于见到了邱书文。

　 我在北京南边的一个叫久敬庄的地方下公共汽车，走十几分钟七扭八拐的土路，路边满是垃圾，散发着臭气，找到一个旧家具厂。

　 小院儿不大，三面都是二层小楼。

　 我走进一个开着门的房间，说找邱书文，那些人好像没听过这个名字，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江西。有个人指了指屋里边坐的一个小伙子说，“他在这儿。”

　 他脸有点红地站在那里，两只手在裤子上搓着，不知道往哪里放好，紧张地笑着。

　 我们到他住的房间里去坐。上下铺，大概住了十几个人，有人还在睡觉。

　 “你跑来跑去地想干什么？”我问，“怎么放着好好的学不去上？”

　 他局促地坐下，不知该说些什么，用手一个劲儿地胡撸头发。

　 “是没有钱吗？”

　 “是……也不是……”他含含糊糊。

　 “你去晓江姐家时，为什么不跟胡老师说？”

　 “又不是什么好学校，我不好意思说。”

　 “那你觉得什么才是好学校呢？”

　 “北京的。”

　 “可是北京也不是每所大学都好啊！”

　 “……”

　 “我给你看晓江姐的信吧！”他突然站起身，笑嘻嘻地到一个床铺里掏出个大书包。

　 “你都带着？”我吃惊地问。

　 “嗯。”他摸出一个旧包裹袋子，看封皮，大概是晓江从前寄东西用过的。

　 信是在书文上小学时写来的。晓江写得很认真，每个字都一笔一划，嘱咐他要好好读书，家里有什么困难，心里有什么不愉快，都要写信告诉她。在每封信的末尾，晓江还把书文上次信里的错字一个个指出来，并把正确的字写在旁边。

　 书文在一旁不好意思地说：“小学时写信错字特别多，唉，我那时候语文就是不太好。”

　 “你小学时是自己给晓江姐写信？”

　 “是啊，我爸爸妈妈都是文盲。”

　 “家里生活还是不太好吗？”

　 “是啊，爸爸生病，活儿都是妈妈一个人干，结果妈妈身体也不好了。”他小声说着。

　 “爸爸是什么病？”

　 “反正治不好的病……我也不知道……”

　 “小时候是不是特别希望收到晓江的信？”

　 “是啊是啊。”他来了些精神，“那时候我还有些自豪呢，对学习特别有信心，一心想考上北京的大学来看晓江姐。”

　 “后来呢？”

　 “后来，后来就不愿意有人知道了……我成绩不好了……”

　 在这堆东西里，我发现一块红手绢儿，是那种20世纪80年代的的确良手绢，中间印了一个大大的双“喜”字，下面还有一对鸳鸯，崭新崭新的。

　 “这是我考上大学时妈妈送给我的。”书文喜滋滋地。他用圆珠笔在手绢上写了几句话：奋发图强，努力拼搏。落款时间：2002年8月28日。他说是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有个女工进来，伸脖子瞧了一眼说：“你叫邱书文啊？那你怎么说叫‘邱天’？”书文尴尬地笑了笑说：“我上中学时同学们都这么叫我。”

　 后来他跟我说：“我就是不想别人知道我是谁。”

　 这个女工又看了看手绢，大叫道：“你考上学了？那怎么不去上？”

　 书文低着头，不说话。

　 女工激动地挥着梳子说：“我跟你说啊，大学毕业后能干的工作可多了，我有个亲戚的妹妹，大学毕业后找了份好工作，你知道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吗？一千多啊，要不就是两千，像我们这种初中毕业的，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工作，那真是不一样啊……”

　 女工走后，书文才告诉我：他在郑州上了三个月学，就偷偷跑出来了，想“到社会上闯荡闯荡”。实际上，离开的原因很多。他不喜欢那所学校，觉得课程很没有意思；他上大学的钱是从一个好朋友家里借的，可是那个好朋友突然生了病，一下子花了十几万元去治病，他觉得不能再和别人借钱了。这段时间，他天南海北地跑了很多地方。

　 “你靠什么生活呢？”

　 “我还能饿死吗？”他眨巴眨巴眼睛，“靠朋友，找工作呗。”

　 “在这儿一个月挣多少钱？”

　 “不知道，这里是一年发一次工资。”

　 “离开学校的时候跟老师说了吗？”

　 他摇头。

　 “其实有很多办法的，比如你可以申请困难补助，还可以申请助学贷款，甚至还可以勤工俭学，就是要离开，也可以申请保留学籍啊。”

　 他有些吃惊地看着我，似乎从来没听过这些名词。

　 “学费大概要多少钱？”

　 “5000多……”他嘟哝着。

　 “那你原来借的那些钱不是也打水漂了？”

　 他扭过头去，不再说话。“你跟家里说了吗？”

　 “没。”又想了想说，“我都这么大人了，不用他们操心。”

　 “可是你连个联系地址、电话都不留给家里，他们怎么放心？”我把海燕的信给他看。

　 他看了一会儿，没吱声儿，只是说“过几天会打电话的”，就把话题叉开了。

　 书文在服装厂的工作是负责裤子的锁边和包边。他干得非常熟练，几十条裤子没用一个小时就全干完了。他说其他的他也会干，就是干得不太好。车间里的人都说他聪明，学东西快。

　 他一直问我胡晓江的情况：她在美国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找工作了吗？“我就是不太相信晓江姐出国了。后来只见每学期寄钱来，却不回信，我以为她不理我了，生我的气了。”他闷闷地说。

　 我告诉他，我回来会给晓江写信。他就一直问，应该怎么写，还问能打电话到国外去吗？我说能，但是很贵。他有点难过的样子。

　 第二天，他又打电话过来问，给晓江姐写信了吗？我说还没呢。他问，“能不能帮我给晓江姐写两句。”我说：“行啊！你想写什么？”

　 他顿了顿，说：“我想问问她，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她做的事。”

　 我笑了：“你想帮晓江姐做什么呢？再说，她在美国，好远呢！”

　 他说：“要是什么也做不了，我就觉得太遗憾了，太对不起她了。”

　 “书文考上大学后，家里请了客，他的那份田就没了”

　 3月底，我去江西，找到了海燕在余干县的学校。

　 “邱海燕？楼下那个就是。”海燕班的一个人朝楼下大喊了一声。

　 一个干干净净的姑娘，短发，看上去很是清爽。她愣了一下，突然挥舞着双臂冲上楼来，拉住我的手一个劲说：是姐姐吧，是姐姐吧，你怎么找来了？

　 在海燕的屋里，我们聊天。

　 “你想考什么大学？”

　 “我希望考北京的大学。”她说：“我想去学法律。可我现在的成绩还不够好，还有60多天，我一定要努力。”

　 最近一次地区联考中，海燕考了不到500分，在班里排15名。她说，可以上一个普通大学，但她还是想上重点大学。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次再考不上，怎么办？”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想，不该考不上。”

　 “要是万一呢？”

　 她不吱声。“你会不会也得去打工？”我问。

　 “也许吧。”

　 “那不和小学毕业就去打工的人没有分别了吗？”

　 “不。”她坚定地说。“还是不一样。至少，我们的素质比他们高。我们认识问题会比他们深刻。”

　 “你觉得你哥现在这样，和别的早就出去打工的人有分别吗？”

　 “我哥，你看到他了吗？”

　 我大致讲了书文的情况，问书文有多长时间没和家里联系了。

　 “春节走了以后就再没有了……”海燕说着说着，眼泪稀里哗啦地流下来，她用手掌不断地抹着：“一想起我哥，我心里就难受……明天去我家，你别跟我爸妈说，我想，我哥有他自己的想法……”

　 书文的村子离大路还有三里路。村子不大。他们家没有自己的房子，借住在兄弟几个共有的祖屋里，在一栋大房子里占了两间。屋里黑黢黢的，没有窗子，老旧的家具看不清颜色，床上胡乱堆着衣服和被子。我仔细辨认了一下，发现连枕头都没有，几件衣服堆在一起放在那儿。

　 海燕扭亮了一下灯又熄了，“电费太贵，1块9一度呢！”

　 家里的墙上贴满了书文画的画，写的字，给昏暗的房间添了一丝光亮和生气。书文爸一幅幅指着：“他随便写写就在学校里得了奖。好多画都让亲戚揭走了。”

　 书文爸十几年前下地回家赶上了一场大雨，浑身淋透了，发了几天高烧后，左边的身子就不好使了，自己都不能穿鞋、洗脚。长年一拐一拐地走路，脊柱都变形了。47岁汉子，却又小又瘦，黑褐的脸满是皱纹。

　 书文妈里里外外地忙活，一会儿拿出一塑料袋糖，一个劲儿地让我，“甜的，甜的，快吃。”一会儿又叫海燕拿苹果给我。

　 书文爸说：“我不怕苦，我借钱让孩子上学，借不到就去要饭，家里的衣服都是我要来的。我每年春节都去乡政府，过节，大家都心善，能给我百八十块的……”

　 又说家里的负担：“我干不动活，全靠书文妈。穷，什么都得省，不敢买好种，买化肥也只敢花800多块钱，收成就不好，100斤米才能卖40块钱，一年打3000多斤粮食，算算也剩不下什么。年税都交不起。书文妈那年病了，病得直在地上爬……”

　 我说像他们这样的人家，政府应该有减免政策。“哪里有哦！”书文爸气哼哼地，“去年因为我交不起，还把我家门撬了，爬到阁楼上去搬我的谷。”

　 他找出来一个笔记本：“我都让孩子们记着呢，这不是，你看。”

　 本子里还记得邱家一笔笔借款，还有晓江每笔汇款的时间和金额。

　 “现在一共欠了多少钱？”

　 “有一万六七吧。”书文爸说。

　 “怎么还呢？”

　 “孩子长大后慢慢还呗。”书文爸叹叹气，调门又高起来：“我的孩子都是好孩子。放假时，每天晚上，他们三个都争着给我洗脚。”

　 晓江寄来的东西都保存在一个皮包里。

　 “这也是晓江寄来的。”书文爸说。我打开看，晓江的照片、明信片全都夹在一个笔记本里，上面写着：胡晓江姐赠。

　 “要是没有晓江，书文肯定就上不了学了。”书文爸一个劲地叹气。“晓江是好人哪！”他翻来覆去地说：“她对我们家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

　 吃饭时，书文妈一个劲儿给我夹菜，小心地问我：“你见着书文啦？”

　 我说是。书文爸放下筷子，慢慢问：“书文他―――他身体还好吧？”我说很好。

　 书文妈又问：“他在北京？干什么？”我愣了一下，一旁的海燕紧张地停住了筷子。“他不是和家里联系过了吗？”

　 “联系过了，他说他在北京实习。”书文爸说。我赶忙接茬儿：“是啊，是在一个公司里实习。”

　 书文妈不太理解，抓住我的胳膊：“他可得读书哇，我们家都请客了，他回不来了。”

　 我不太明白。海燕解释说：书文考上大学后，家里请了客，他的那份田就没了。“没了没了，”书文妈着急：“回来没有饭吃了。”

　 “你们不用操心了，”舅舅在一旁说：“书文有出息，以后不用种地了。”

　 “你们是不是觉得只要不种地，就是有出息了？”我问。

　 “是啊是啊，”书文妈说：“不种地，不用晒太阳，到城里去，就有出息。”

　 “村子里上大学的人多吗？”我问。在村子里，我几乎看不见年轻人，不是老人，就是小孩儿。

　 “没有几个，十几年一共有四五个吧，年轻的全出去打工了。”书文爸挺自豪：“原来我让孩子上学，村里人都笑话我，说他们儿子那时候去打工，等我儿考不上大学再出去，还要在他们手底下做工，挣的钱比他们还少。”

　 书文伯父的孩子都在外打工，几年下来，家里盖了新的二层小楼，各种家电也都置办齐全了。这时，他们都不好意思地笑：“孩子有出息，还是愿意让他们读书的。我们的孩子都不争气，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中，不去打工怎么办？种地养不起这么多人的。”

　 “可是出去打工，能打到什么时候？”

　 大家都放下筷子：“也打不到什么时候，过了30岁，再回家种地呗！”“除了考大学，没有别的出路了吗？”我问：“其实可以去上技校，学点手艺，一样能过上好日子。”

　 “那也不好考，学费比大学还贵呢！”他们纷纷说。

　 书文妈拉着我说：“他们都不让书文读书，老哄他出去打工，把孩子心思都哄没了。”过会儿，又对我说：“书文是不是在读书？你一定要让他去读书哇！”

　 书文爸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一个劲儿抽烟，不说话。海燕连忙叉开了话题。

　 我离开时，书文爸捡出30只鸡蛋，硬要我带上，说“这是真的鸡蛋，好吃”。过会儿又说：“还有……你要是再看到书文，让他……让他好好保重身体。”

　 在海燕那里，我看到书文去年9月离家后寄给她的两封短信。一封是在火车上写的，“看着车窗外越来越陌生的风景，我的心情真是没法说清……”

　 另一封是在到胡家后：“晓江姐的爸爸说，农村的高中生和城里的小学生都没法儿比。也许真是这样吧……社会真是很残酷的。”

　 海燕和我聊时，常常会提起这句话，问我是不是真的。转后又说：“是啊，我们这儿，什么音乐课美术课，全都没有。我还不知道电脑、上网都是怎么回事儿呢！”

　 回北京后再去看书文时，他剪短了头发，但还是那一套衣服，还是在那间小作坊里做同样的事情。“认识我这样的人，你不怕惹上什么麻烦？”他突然说：“我这样的一个无名小卒。”

　 他告诉我，这间小厂可能要倒闭了。

　 “那你有什么打算？”

　 他沉默了一会儿，静静地望着前面的路，说：“其实我有很多的话想说，可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胡晓江看了我的信后，说她哭了。她已经记不得曾给邱家寄过什么，写过什么，甚至不能想像邱书文一直把这些信带在身上。

　 “我想资助者都需要有成就感。因为我们的原因，这个孩子能够高中毕业，其他一些孩子能小学毕业，这些家庭的状况会（多少）得到改善，我确实有成就感。算算那些钱，要是没捐给他们，到现在又能留下什么呢？

　 “我的一个美国同学谈起今后生活安排，挣多少钱，给孩子上学存多少钱，还要留出一定比例做‘慈善’事情。但他立刻改口：不能叫慈善，我不喜欢这个词，好像你在施舍。要换个词，叫，叫‘社会责任’。我得留出一定比例的收入担负‘社会责任’。”

　 她还说，如果在国内，会劝书文去读技校。人们没有理由认为，对于这些经济上弱势群体，“仅仅帮他们交了学费，就能改善他们家里的经济和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