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因“自大”而“遗臭千古”的历史符号，现在竟成了许多地方争抢的香饽饽―――

　 谁会料到，因为夜郎王一句“汉孰与我大”而被世人讥为“自大”、“遗臭千古”的“夜郎”，2000多年后，居然成了许多地方争抢的香饽饽。

　 湖南抢注，贵州着急

　 在这场争抢中，湖南省怀化市下辖的新晃侗族自治县算得上最积极的一个。

　 据报道，2002年，紧邻贵州省的新晃成立专门机构，向国务院提出了改县名为“夜郎县”或“夜郎侗族自治县”的申请；同时，在“打‘夜郎牌’，发展新晃经济”的战略构想指导下，相继启动了一系列打造“国际夜郎文化”的举措。

　 报道称，湖南省、怀化市对新晃侗族自治县予以了大力支持，已将其“夜郎文化之旅”纳入湘西地区旅游精品线路。下一步，新晃还计划建一座尽纳古夜郎民俗文化步行街、夜郎图腾标志性建筑、吊脚楼、风雨桥等“夜郎文化”要件的“夜郎古城”。

　 作为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据考证，夜郎国约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年间，前后“活了”不到300年，《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均有关于夜郎国的记载。

　 不过，专家表示，上述记载，除了对夜郎国的大致区位“画了个圈”外，以现代“民族平等”观念审视，几乎均是以“中央帝国”真正自大的优越心态，翻来覆去围绕“夜郎自大”做文章，并未提供太多具有考古学价值的细节。

　 由于神秘消亡，戛然而止，加之唐、宋以降，历朝中央政府先后设置过夜郎郡、夜郎县等行政建制，因而，夜郎国的历史原貌，特别是夜郎国都邑究竟坐落何处、今天哪个民族是夜郎国“遗民”，也就迷雾一团。

　 一般而言，史学界普遍认为，夜郎国的疆域应在今贵州省境内，包括云南、四川部分毗联地区。专指妄自尊大、不知山外有山的“夜郎自大”，也就理所当然地落在了贵州人头上，加重了人们对贵州“愚昧落后”的固有负面印象。

　 照理，赶都赶不走的“瘟神”，居然有人来抢，贵州人应该求之不得、“礼送出境”才对。可是，偏偏他们却死抱着不放，在舆论上作出了激烈反击。

　 最近，贵州省一家主要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夜郎”：贵州当仁不让的品牌》的报道。报道援引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省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熊宗仁研究员的研究成果，指出，唐、宋时今湘西新晃、麻阳一带所设夜郎县，文化传承上与古夜郎国毫不沾边。夜郎国主要属地定在贵州无疑。

　 刮目再看“夜郎文明”

　 事实上，争抢“夜郎”，已持续了好几年。

　 1999年，贵州省有关方面召开夜郎学术研讨会，结果，与会的云南、重庆、四川、广西等地学者纷纷抛出各种依据大肆“翻案”，论证夜郎都邑在本区境内，而不在贵州，从而第一次点燃了“夜郎烽火”。

　 此后，相关争论便不曾间断。迄今，只要上网搜索，云南会泽、重庆万盛等地以“夜郎文化”为“诱饵”的旅游推介文章就扑面而来。

　 在贵州省内，六枝、小河、桐梓、普安等县、区，亦为说服别人认可自己是“夜郎中心”费尽口舌。“夜郎坝”、“夜郎谷”等以“夜郎”命名之地比比皆是。

　 应该说，从大的文化背景上审视，“夜郎”由“臭”变“香”，是随着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对“夜郎文明”刮目相看的必然。

　 多年来，贵州省内外的考古学家们一直在苦苦“找寻夜郎”，以为研究秦汉之际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西南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充实新的史学素材，并于近年在田野考古方面取得了公认的突破性进展。其中，被称为“揭开夜郎千古之谜一角”的黔西北赫章县可乐古墓葬群的发掘尤为引人注目。

　 据贵州省著名考古学家、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梁太鹤研究员透露，2000年的可乐考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考古发掘中墓葬方式最复杂、出土文物品位最高、考古信息最重要的一次。

　 普安县铜鼓山遗址、威宁自治县中水镇等贵州西部地区其他地方，亦考古发掘出土了青铜兵器、陶器等相当数量的夜郎时期有地方特色的重要文物，精美程度不亚中原。铜鼓山遗址初步断定是夜郎国浇铸青铜兵器及小型兵器的重要基地。

　 以丰富、独特的地域文化属性，可乐古墓葬群一举入选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可乐遗址？古墓群，则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于一向为自己的历史文化远殊中原、甚至难比周边而痛苦的贵州而言，这无疑是个“破天荒”的转折。

　 包括梁太鹤在内的专家普遍认为，事实证明，与周边几乎同期发端的滇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比肩，“夜郎文明”同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人文价值，只可惜，她未能延续下来，而是湮没在了历史的风尘中。“夜郎自大”，自有其“自大”的资本。今天，是到了纠正对“夜郎文明”的“历史误读”的时候了。

　 “夜郎”能否成为一张牌

　 但显而易见的是，各地钟情“夜郎”，却并非如史家一般出于对文化本身的膜拜和史实的严格尊重，而更多是功利化地将其当作了塑造地方形象、算经济账的一张“牌”。

　 新晃的做法“昭然若揭”不用说，贵州报纸的那篇报道道得同样很明白：“四川曾因输给云南，失去香格里拉品牌而痛心疾首。相信每一个贵州人都不愿看到，类似的遗憾重演。”“一旦失去，花上千万也未必能挽回”。报道呼吁省里高度重视“夜郎品牌”的经济价值、尽快落实相关举措。

　 此种观点，贵州可谓应者云集。然而，一派热气腾腾中，也有人在泼冷水。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存，不管历史上的评价如何负面，‘夜郎’的客观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文化的’不一定就是‘经济的’，‘夜郎’能否作为一张形象工程的牌，以及假设能作，其到底又能值几何，则有必要请地方为政者多多掂量。”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

　 这位人士指出，必须承认，“夜郎”不是西北旷漠里予人无数浪漫遐想的“楼兰”，“夜郎自大”的负面影响千百年来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很难由贵州人一厢情愿地去除。现代贵州人群主体，是贵州建省近600年来全国各地的移民陆续进入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与“夜郎”谈不上任何传承关系，他们中间，有很多有趣的文化现象可圈可点、可以“大打出手”，非要与“夜郎”硬套在一起，不是塑造形象，相反，可能自毁形象。

　 梁太鹤研究员的看法比较辩证。

　 他强调，夜郎国历史是贵州历史、西南历史的一段，作为享有盛名的符号，有利于公众知晓的便捷性；同时，经济发展打文化牌，也算是当今的时尚，本无可非议。关键在于对此应有科学的态度。夜郎文化在发掘、研究上还只是刚起步，如果过于急功近利，牵强附会地随意编造历史，甚至以此互相贬斥，那无异于新的“夜郎自大”，“牌局”难以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