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天府早报》消息，广州市义工联计划从明年初起，逐步推广公务员“社区假日义工”活动，组织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在所居住的社区参加各类公益活动，并建议各级组织、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等方面把当事人的义工经历作为考查内容。笔者认为，此举对于 促进城市整体创建水平和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大力提倡。

　 在欧美发达国家，义工非常普遍，也有许多形式，政府还设立半官方的机构来加以组织。美国人向来崇尚义工精神，孩子从小就为社区和个人做各种义务服务，有50％的市民是积极的志愿者。199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75％的大学新生曾有过义工服务经验。人们把为社会和他人无偿服务当成自己应尽的义务，按照自己内心的情感或价值判断自觉地去做义工。这种意识是从小而大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和培养出来的，可以说，表达爱心已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一种自觉和生活方式。

　 在我国，“义工”至今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人们熟悉的是“学雷锋”或者“志愿者”。而这两者往往被当成一种组织行为来开展，而没有成为公民的一种自觉自愿的生活习惯。

　 近年来，义工活动在我国各地有了很大发展，深圳、苏州等地均已成立了“义工联合会”，并有了自己的章程，像深圳义工联合会还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义工服务条例》，以规范义工服务内容，合理利用义工服务资源，维护义工合法权益。但从总体上讲，我国义工活动的开展还处在比较低的层次，没有形成规范，更没有蔚然成风，义工的参与者数量相对较少，且来源较为零散，参加义工也没有成为政府工作人员普遍的自觉行动。广州市开展公务员“社区假日义工”活动，将对义工的来源结构给以重要的扩充，为义工活动的开展起到政府示范作用。

　 当然，义工活动最终要靠人们的自觉自愿，而政府的倡导和制度的约束多少还带有要求、规定的色彩。不过，在全民公共服务意识较低、义工活动还没有形成社会整体风尚的初级阶段，这种制度化的要求和约束则是一种必须。笔者相信，通过制度化的要求和约束，通过政府公务员的示范和带动，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义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