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县政法委书记到乡里检查工作，看到县里印发的《行政诉讼法》宣传材料全部放在乡办公室，上面布满了灰尘。书记就问乡党委副书记为什么不把它发给农民，乡党委副书记的回答颇具意味，他说：“现在的农民越来越难管了，让他们知道《行政诉讼法》后，我们就有吃不完的官司，工作就没有办法开展，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

　 这位乡党委副书记的话实在令人费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今天，应该让人民广泛地了解法律，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一些地方管理者却害怕公民懂法，依然用一种“人治”的思想，依靠“刑不可知，威不可测”来管理民众、治理社会。

　 曾经看到关于错案的两个案例：一位美国公民被法庭认定犯谋杀罪，判处终身监禁，在蹲了20年大牢之后才发现搞错了。无罪释放后，这位公民到法院上告，要求赔偿他20年蒙冤坐牢的损失，结果得到了700万美元的巨额赔偿。而我国一位农民，被法院认定偷了6头牛并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两年以后才发现那6头牛是别人偷的，于是被无罪释放。这位农民也跑到法院去，但他不是去上告，而是送给法院一面“为民做主”的锦旗，还当众下跪致谢。

　 从这两件事上看，似乎真是“农民知道法律之后就越来越难管了”。具有法律意识的农民会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没有法律意识的农民在权益受到损害时，反而对管理者“跪地谢恩”，因此一些管理者害怕农民懂法，不向农民普法。有些地方管理者甚至说，不向农民普法是因为农民对法律没兴趣。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在西南政法大学做《中国宪政起步》讲座时，在回答一些人提出的“中国不存在宪政的土壤，农民对这些东西哪有兴趣”时说到，如果我们把法治、自由、民主解释成和他们密切相关、能给他们带来权利、给他们尊严、给他们发展机会的东西的话，那么我相信，农民们是不会那么冷淡的。归根结底，造成一些地区农民对法律不感兴趣，是因为当地普法工作的失败，而这又正好成为某些人实行“人治”的借口。由于一些地方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向广大农民普法，农民对法律越来越陌生，甚至畏惧法律，对法律的功能产生错误的理解，认为法律除了惩罚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作用，从而导致对法律敬而远之。

　 作为地方管理者，应该通过普法宣传，让农民们知道法律是干什么的，懂得运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真正对法律产生兴趣，这才是我们贯彻“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