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周嘉大约有15年了。说“认识”，其实也不确切，因为我与他至今未曾谋面，连电话也没打过一个，所有的交往，仅仅是通信而已。

　 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主编中国青年报《辣椒》副刊的时候，“周嘉”这个名字开始频频映入我的眼帘。周嘉与一般的投稿者不同，他信封里装的不一定都是文稿，而常常 是五六页乃至十几页纸的长信。信读得多了，我便渐渐在心中勾画出了周嘉的模样：1954年出生，“文革”中父亲遭受迫害时他才小学毕业；“文革”末期随知青大军下乡；连续三年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却均遭县上权贵排挤而止步大学门槛；后来当过街头“棒棒军”，在建筑工地干过苦力；行乞几十次，当过乞丐头儿；托警方熟人把自己与犯人关在一起，一样戴镣拖铐，一样挨骂挨打；他还当过挖煤工，一丝不挂地在漆黑潮湿的矿洞里爬进爬出；在当纤夫时，他赤脚劳作，脚筋被玻璃片划断，险成残疾人……然而，穷困并未使他潦倒，他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巴山穷汉，执著地关注社会最底层的生存状态。在他写给我的长信里，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愤恨，对下层百姓的同情，对自由富足生活的憧憬，常常浸透于字里行间。贪官污吏的得意，社会公德的沉沦，又每每令他发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慨叹。那时他便说，“我一定要练好自己的笔，为穷人呐喊！”

　 如今，周嘉为穷人写的书真的面世了。这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取名《等他》。四个二十多岁的山区贫困青年，历经艰辛，好不容易才上了小学，但好梦却被无情地打断―――柔弱的邓有芬因生活所迫，被卖到了远方；孤苦伶仃的陈大国为觅学费，被迫踏上黑道；活泼开朗的邓云秀因涉嫌卖淫而被捕；美丽善良的邓有梅为让弟弟的读书梦不再破灭，不得不嫁给有钱的残疾人，后来竟死于非命。他们仰望苍天大声疾呼：“我要读书！”这就是《等他》的主要人物及其命运。书中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情节跌宕起伏，地方特色浓郁，语言高度个性化，幽默与诗情相融，具有强烈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

　 作为医生，周嘉尽心竭力地给人治病；作为教师，他孜孜不倦地为学生授业解惑；而作家的天职又不容他沉默，他要呐喊，要为医治社会伤病贡献一份力量。自觉自愿地成为受苦受难者的一员，感受穷人的悲苦与欢乐，传达穷人的欲望与追求，这就是周嘉，一个巴山好汉的精神境界。六年前，他毅然告别了心爱的讲台，回到大巴山深处，在生活的底层磨砺，以积蓄力量，冲天一吼。他不屑“参观”、“笔会”、“采风”之类的蜻蜓点水，睥睨“访问”、“调查”之类的走马观花，而是真的跟穷人打成一片，同样衣衫褴褛，同样血汗横流，同样遭人叱骂，同样忍辱含冤。

　 可以说，《等他》是一部穷人的苦难史，是一曲穷苦百姓在社会底层挣扎奋斗的壮歌，是一声发自心底的震天撼地的呐喊。天下好人的心总是相通的，也难怪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在没有一则书讯、一篇书评发表的情况下，《等他》在成都就销售告罄了。

　 大学梦难圆，作家梦成真。周嘉的传奇经历，令人深思。我想，只要良心未泯，只要不懈追求，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等他》周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