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红衫，一条绿裤，一顶红色绣花帽，一双红色绣花鞋，项间、手腕挂几件云南风格鲜明的项链手镯。瘦瘦弱弱的杨丽萍，一身大红大绿出现在记者面前。

　 “这衣服是云南粗布做的，这裤子也是，这顶帽子是彝族的。”面对围着她拍个不停的摄影记者，杨丽萍似乎急于说明，她自己正是来自少数民族民间的“原生 态的一个典型”。

　 杨丽萍此行进京，也跟“原生态”有关。

　 4月10日至17日，“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将首次进京。在全长120分钟的演出中，来自滇山村寨的上百名演员，将通过7场歌舞，展现彝、苗、藏、傣、白、佤、哈尼等民族原汁原味的生活场景。截至3月17日，《云南映象》已在全国上演129场。在3月8日闭幕的第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上，《云南映象》夺得舞蹈诗作品金奖等5项大奖，成为舞蹈诗比赛的“黑马”。

　 而杨丽萍，是这台歌舞的艺术总监、总编导、女主角。

　 “所谓‘原生态歌舞’，就是所有的舞姿舞步，全部来自生活，是这些民族对自然、对生命、对爱的直接的表达方式。这台‘原生态’演出，70％以上的表演者是来自云南各地的村民。”

　 跳了30多年舞的云南白族人杨丽萍，说自己有一种“情结”：民族歌舞如果不能尽早收集、展示出来，她将遗憾终生。“它们将会慢慢消失掉。眼下，很多地方已经逐渐没了当地的原始舞蹈。像云南的一种‘鼓舞’，现如今只有那个村里几位老太太会跳、会打了。一旦她们去世，‘鼓舞’将随之走进坟墓。”

　 因此，对于《云南映象》的“编排”初衷，杨丽萍始终不愿用“创作”来描述她和这台演出的关系，“只是本能地想挖掘这些散落各处的古老舞蹈，通过表演的方式，记载它们，展示它们，纪念它们”。

　 从酝酿到搬上舞台，《云南映象》历时近3年。沿着这个思路，当杨丽萍到各地进行采风时，她头脑里的未来舞台，只是这些舞蹈的一个“活的博物馆”、“一个能感受云南歌舞魅力的场所”。

　 最让杨丽萍自豪的是，她带领创作者从民间邀请了上百位业余演员，他们中大多数是农民，有的在放牛时吆喝了一嗓子，便被请到了舞台上。他们跳舞，只因为与生俱来的感觉。

　 跳了30多年舞，杨丽萍在舞界一直是一个异数。有人这样评说杨丽萍：用中国舞的既有概念去衡量，她是“野路子”。但她懂得用最具个人特征的舞姿去赢得观众，表现出创作和表演观念上的完全开放状态。她带给人们的，恰恰是专业界所不能给予观众的“原生态的震撼”和“很多超乎舞蹈的东西”。

　 在杨丽萍看来，现在的民族舞舞台，充斥着一种“病态的粉饰”，要么反复抄袭已有的民间元素，要么用外来芭蕾语汇去美化民族舞，缺少纯粹的艺术品质和精神。“所以，《云南映象》要以‘原生态艺术’与那种‘粉饰’对抗。”

　 人为什么要跳舞？“是与天、地、神、自然进行交流”。杨丽萍说：“在我还没成为职业跳舞的人前，我们都是用歌舞来表达自己。我爷爷去世时，我奶奶唱起《葬歌》，那是她对爷爷的思念。而女孩子出嫁，会唱《哭嫁歌》。我们那里，婚丧嫁娶，都各有自己的歌舞。歌舞，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在杨丽萍眼里，真正的舞蹈，不该是观众看不懂的东西，它应该是一种与人性息息相通的，能够打动全人类心灵的东西。“对寻找、保留这样的东西，我一直都很自信：我有这个鉴赏力，我有这个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