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很多渴望成功的青年 一样，喜欢音乐的孙恒，梦想当个出色的流行歌手，靠唱歌一举成名。

　 他辞了在老家河南开封的教师工作，漂北京。抱着一把吉他，在地铁、酒吧等地演唱。

　 “音乐曾是我的梦想，但它破灭了。我花了好些年想走那条路，结果被碰得头破血流，我发现根本走不通。成功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就像摸彩票，是撞大运的事，我再也不想用这种赌徒的心态，过一生。我还可以有另一种生活，走另一条歌唱的路。”29岁的孙恒说。

　 一次特殊的演唱经历，让他改变。

“给工友们唱歌，就好像在跟我的兄弟姐妹聊天，像心灵对话”

　 那是2001年冬天。

　 有一次，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看一个朋友。“学校的学生社团募捐了一些书和衣服，准备到工地送给民工。正好我在那儿，就跟他们一块去了。到了工棚，我给工友们唱歌。没想到，那次唱歌的感觉，跟我从前完全不一样。”

　 孙恒唱的是自己创作的民谣歌曲《一个人的遭遇》。内容是他的朋友小吴的亲身经历，孙恒对他做过访谈。“歌词基本上是他原话，我只不过用音乐表达出来。我身边有很多像他这样打工的朋友，我的很多歌，就来源于他们。”

　 工棚很简陋，挂着晾晒的内衣裤，上下铺，来了很多工友，他们仍穿着干活的脏衣服，挤在板床上或站在地上听孙恒唱歌。孙恒抱着一把吉他，用陕西方言唱道：

　 九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说我们没得暂住证，把我们当成任务送去翻沙子，收容到昌平。到了以后我发现，已经有好几百人在里面，想要出去有条件：你可以打电话，叫人来送钱。就在这时我看见：有一些小姐，像领奖一样冲上前。我是一个人刚刚来这里，不会有人来送钱。

　 我们住的是一个露天的大院，半夜我听见有人在哭喊，吓得我也不敢看。旁边有人在卖东西，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有唾沫往下咽。因为我只有两块半，刚好只够买根儿烟。还好，后来吃上了窝窝头，一共饿了我一天半。

　 我的家乡在西安，来押送我们的是当地的人员。在上火车之前，他让我们蹲在地上，双手抱头，不能随便看。火车上又怕我们跑，把我们的腰带鞋带全抽掉。这一路上，我又没得钱，又是饿了我一天半。

　 到站以后他们说：想要出去有条件，两百块钱一个人，否则继续关里面。我没办法，只好打电话，是好心的姐姐把我接回家。

　 这第一次被收容的经过就这样结束了……

　 这次意外的演出，连孙恒自己也没料到感觉会那么好，像遇见知音一样。

　 “唱歌时，他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他们的掌声、笑声那么真诚、质朴，可能别人感受不到这些。给他们唱歌，跟以前我在大学里、酒吧里唱完全不同。在酒吧唱歌，我感觉自己就是在表演，我只是一名歌手，我演唱，别人欣赏、消遣而已；但给工友们唱，就好像在跟我的兄弟姐妹聊天，像心灵对话。

　 “我父母是农场工人，我自己也是一名打工者，我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没有心理隔阂和距离，也不要太多的语言交流，有一种默契。再加上我唱的都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而且从来没人唱过，所以，他们听的特别专注，效果很好，觉得我唱出了他们的心里话。那天，他们跟我谈了很多。

　 “这次经历对我启发特别大，我像突然醒悟一样：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原来唱歌不仅仅是娱乐消遣，还可以服务别人、在精神上鼓舞别人，可以传递更多的信息，起到宣传的作用。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不能直接面对最底层的劳动者？”

　 2002年5月，孙恒和几个志同道合、爱好文艺的朋友一起，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排练和创作，专门为打工者提供义务演出。

　 “来北京，几年折腾下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生活、对人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重新定位。当初，我只想要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按照社会公认的成功标准；但现在，我不再去设想自己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而只想着做事，做自己能做的、爱做的事。同时，做这些事又对别人有帮助、有益处，与社会的需求有结合点，而不是光顾自己的想法。

　 “对于成功，不能只用钱来衡量，重要的是发挥出一个人的价值。我的价值在于，我喜欢唱歌，我会唱歌，我唱了很多歌，大家爱听，能对别人的生活起到积极、健康的影响，这就是我的价值，也是我的成功！”

“老板们害怕我们跟工人接触，怕我们知道他们损害工人权益的事”

　 打工青年艺术团第一场演出是在北京一高校的建筑工地里，这次演出，孙恒他们差点被人轰跑。

　 演出设备非常简陋，只有两把吉他，一把口琴，麦克是在家唱卡拉OK用的，绑在一根钢筋上，插在地上，两只音箱又小又旧，电视机也是临时借来的，一根电线上挂了几只照明用的小灯泡，但台子上方有一条醒目的条幅：“天下打工是一家”。

　 孙恒有一段开场白：我们不是什么专业的文艺团体，我们和大家一样，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从农村来的，来北京打工，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

　 他大声地说：“昨天我们为这个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今天我们也要创造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说劳动者最光荣，而打工者群体是这个时代的新型劳动者，所以今天我们要唱―――《打工、打工，最光荣》。”

　 高楼大厦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脏苦累活儿是我们来干，堂堂正正做人―――凭力气来吃饭！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手挽起手来肩并着肩，顶天立地做人―――勇往直前！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当孙恒他们演唱《讨工钱》时，演出达到了高潮，掌声、叫好声震耳。

　 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不给结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将起来不相见。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法办，只有横下一心：讨工钱！

　 兄弟们来把工地占，条件一个：结工钱；“周二熊”嘻皮又笑脸，“好说、好说，咱夜里12点，准时结工钱。”

　 到了夜里12点，骗人的招数露了馅：先是来了三车“安全帽”，想挑起内讧，在工友之间；后又来了“110”，连哄带骗带诈唬，说要把我们全部都收容。

　 这时，我感到有点犹豫和矛盾，再被收容可咋办？

　 幸亏有，身经百战的王老汉，他挺身而出，把这骗局全揭穿；他带领大家高声喊：“兄弟们，团结一心讨工钱！（众人跟唱：团结一心讨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

　 在场的500多名农民工群情激昂，跟着孙恒齐声吼唱：团结一心讨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团结一心讨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

　 霞光万丈照天边，周老板乖乖结工钱。

　 工友们特别开心，但工地老板害怕了，出面干涉，要求马上停止演出。

　 “他觉得我们是在煽动工人闹事，其实我们并没这么想。2002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很普遍，但大家没有公开表达的渠道，平时根本没机会说出心里话，这样憋久了，不是好事。工友们应该有表达自己的权利。当资方与工人有利益冲突时，我们当然站在工友们的立场上。能替他们说话，这也是我们艺术团的宗旨。”演出完了，真的就有工人直接去找老板，讨自己的工钱。

　 打工青年艺术团也参与帮农民工讨工钱。有个四川来的民工，干活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受伤，老板什么都不管，只给300块钱打发人。“别说医疗费，就是回家的路费都不够。我们找了记者和律师，一块去跟老板谈判。谈得特别艰难，从下午5点，一直谈到夜里12点，最后老板给了这个工人3000元钱。”

　 孙恒说他们的演出，非常受工友们的欢迎，但最大的阻力是资方，是老板们。“我们联系演出，联系20次，能有一次成功就不错了。”老板的托辞是：我们的工人很忙，加班加点，没时间看你们演出。

　 “事实是，老板们害怕我们跟工人接触，怕我们知道他们损害工人权益的事。工地包括一些工厂，完全是封闭的，外人根本进不去，工人就跟包身工一样，谈不上有什么权益。作为一个个体，农民工为争取自身权益打官司，这个成本太高了，无论时间、精力、金钱上都耗不起。现在，农民工想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并不很畅通。”

　 每次演出中，都有一节互动表演，请现场工人自己上台唱歌。“哪怕他们跑调，声音发抖，但那是他们的声音，是他们的心声。”去年，打工青年艺术团共演了四五十场，每场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演员10人左右，吹拉弹唱说都有。

　 “工友们平常根本没有机会聚在一块，聊天唱歌。实际上，我们的节目很粗糙，但他们不在乎，反正就是热闹，像过年一样高兴。我们共同体验一种欢乐，在精神上有一种交流和释放。”

“生命可以无奈和简单，但不能没有尊严”

　 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成员，不少是在演出现场发现的，周铁松就是这样参加进来的。

　 那是在清华大学建筑工地演出，他不仅上来演唱了自己的歌，而且当天辞职，另找了一份送水的活儿，为的是离孙恒他们近些。孙恒说他写的歌，就像是从心里喷出来的一样，工友们很爱听。只可惜他后来送水时撞车了，受伤后被迫回了老家。

　 “因为不正规，所以人员流动很大，人不停地来，又不停地走。这样也好，他们学会了我们的歌，又可以带到别处去。”孙恒说。

　 艺术团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本身要打工，住得很分散。每次演出前打电话通知，下了班赶到演出现场，演完了坐公交车回去，连一份盒饭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出场费。

　 王德志家在内蒙古兴安盟，他在北京干了八年，干过七八种活，自己每周花40块钱学说相声。他说在北京打工，精神上很空虚，那些主流的文艺离我们太远，跟我们没关系。“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干完了人很累，回宿舍大家在一块，要么喝酒要么打牌。看书？可现在的书多贵呵，我们挣得又不多。”他参加艺术团后，创作了相声《漂》，讲的是打工者在北京的经历及爱情。

　 他们的歌硬邦邦的，一点儿也不缠绵。

　 孙恒说：“现在，煽情的歌已经太多了，不需要我们再去做了。我们缺的是劳动者自己的歌，缺少那种表达劳动光荣、劳动者自尊自信的歌，我们希望能唱出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唱出他们的心声。

　 “我们的表演不那么专业和精致，我们没那个水平，也没那个时间。但我们的文艺形式是全新的，我们不是为文艺而文艺。我们表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只想通过自己的演出，让社会看到打工者的生活现状，大家一块来出主意，想出路。”

　 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定位是：丰富大家文化生活，在这个基础上，传递维权信息，宣传法律知识，用文艺心声，表达生存现状。他们曾搞过这样的专题演出：“反对身份歧视”、“工资是争取来的”、“识破打工陷阱”、“自我营造，合作发展”等。

　 “最早叫我们盲流，后来又叫打工仔、民工，这些叫法都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我们就是工人，靠劳动吃饭为生。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个老师给我们讲课，他明确地说：工会已经承认流动务工人员、打工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当代新型的工人。打工者的称呼总有一天会被取消。”但是打工者仍然受歧视。千千万万打工者来到城市，用自己的双手和血汗创造出极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却享受不到城市人的待遇，甚至受凌辱。在以打工者为主的工厂里，时常发生针对工人的随便打骂、侮辱人格、搜身等侵害案件。

　 本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在乌鲁木齐，36岁的湖北打工妹李腊英在横穿马路时，致使一辆公共汽车急刹车，车上的一个女乘客一屁股坐在蛋糕上。李腊英被司机和乘客强行拉上车，让她付赔偿费，否则不让下车。在恐惧和羞辱下，李腊英从飞驰的汽车上跳下，摔死在马路上，撇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看了这篇报道，孙恒和他的伙伴们感到震惊和气愤。根据这个故事，他们自编、自导、自演出话剧小品《月英的故事》，在“反对身份歧视”的主题表演中演出。

　 台上，月英跳车前有一段声嘶力竭的独白：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而我失去了它。如果我再一次为自己申辩，那我就要喊：

　 活得没有尊严，勿宁死！音乐轰然响起，一男声唱道：生命可以无奈和简单，但不能没有尊严；大地从未沉默不语，只是没有听见她的声音；千百年来你的呼喊，在我心间从没改变，正义自由之声将永远，永远流传在这人世间！

　 打工青年艺术团，不断地用自己饱含深情的歌唱，向打工者反复灌输着自尊、自强、自信的理念：

　 我们进城来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谁也不比谁高贵，我们唱自己的歌；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凭着良心来打工，堂堂正正地做人，谁也别想欺负咱，咱们有咱们的尊严；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采访孙恒时，他的嗓音一直是响亮而平和，惟一一次动感情，是说起为打工子弟写歌的事。他曾在打工子弟学校当过三四年的音乐老师。“在北京，有几十万打工子弟，因为交不起借读费，好多孩子上不了学，享受不到法律规定的受教育权利。后来，社会上虽出现了打工子弟学校，但大多处于非法状态。有的政府部门，行为过激，强行取缔。他们也不想想，这么做，孩子们怎么办？没地儿读书，你让他们去哪儿？听说丰台有所打工子弟学校要被强行取缔，我就去了。可是，我又能做什么？我只能为孩子们写歌、唱歌。”

　 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我们彼此都来自四方，就像兄弟和姐妹一样，那红色的旗帜在心中飘扬，我们在这里成长！

　 我们渴望知识的海洋还有明媚的阳光！那红色的旗帜在心中飘扬，我们从这里开始―――飞翔！

　 学校要被取缔，孩子们直哭。有个男孩儿告诉孙恒，说长大了，一定要当警察，而且要当警察的头儿，管警察，这样，警察就不能来关我们的学校了。“这种伤害，对孩子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孙恒说得眼睛都红了。

　 《我向总理说真话》一书的作者李昌平，偶然认识了孙恒。李昌平说：“他演唱的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打工光荣》，特别让我感动。他的歌声对我而言，就像夏日的清风，我紧接着的反应是孙恒代表了先进文化及其前进的方向。农民工需要孙恒，劳动者需要孙恒，我应该为孙恒们做点什么。

　 “我和孙恒成了好朋友，我多次观看他们为农民工义务演出，农民工观看演出时的笑声、哭声、叫声、歌声，让我感受到了劳动者被压抑而渴望伸张的力量。如果有一天，天下的农民工都能感受到‘我劳动、我快乐’，那该多好啊！”

“要实现这个白纸黑字上的权利，还要大家争取”

　 打工青年艺术团现在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北京明圆打工子弟学校为他们提供了一间教室。这儿地处北京五环路外，圆明园附近。

　 在这里采访时，我遇见了屈远方。

　 屈远方26岁，河南商丘人，现在在北京当厨师。因为以前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会吹萨克斯，所以几年前刚来北京时，他与朋友组建了一支小乐队，到歌厅走场卖唱。他们在海淀黄庄一家西餐厅演出，很受欢迎，慢慢地就把原先在这儿演出的乐队挤掉了。

　 “记得那是个夏天，很热，一天夜里12点了，我们5个人从餐厅演完出来，突然冲过来一帮人，是被我们挤掉的那个乐队找来的打手，把我们打得很惨。我们只跑掉了两个人，一个被打死，一个被打成植物人，我的左手三根神经被扎断，废了，再也不能吹萨克斯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很绝望，直到遇见孙恒他们。”屈远方加入了打工者艺术团，在里边打快板。

　 他说现在自己没事就过来。“毕竟，我们在外边是流浪，宿舍也不是我们的家，到这儿感觉不一样，像回到家一样，看看书，聊聊天，参加他们的活动，比以前过得充实。”

　 去年，香港的一家慈善机构资助了打工青年艺术团，艺术团陆续添置了电子琴、架子鼓等乐器。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后，他们和明圆打工子弟学校、属地肖家河街道居委会，三方共建，成立了“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现有100多个注册会员，二三十个骨干，3名固定工作人员。

　 肖家河是打工者聚集的社区，这里常住居民4000人，外来人口却有1．2万。成立协会的主要目的，是想给打工者一定的技能培训，灌输一些知识，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

　 “在北京，没有家人、朋友，一个人待着挺苦闷，我们把这里当成家了。现在每天晚上，都有工友过来，一块聊天，看看书。到这里，起码可以结交一起朋友，甚至有人失恋了，也跑到这里来倾诉……”

　 一个在这里做志愿者的女孩，说了这么一件事：

　 2003年10月，我认识了内蒙古小姑娘薇薇，她的经历，是好多外地在京打工女孩都经历过的。这些女孩很少有人了解她们，没人为她们做主，也很少有人知道她们在想什么。我认识薇薇是一个星期天晚上，她自己出来到香山玩，不认识回去的路，我把她送回她打工的那家餐厅，那是一个远郊区。

　 “她很健谈，她给我讲了自己的故事。她刚生下来，父亲因为她是女孩，就把她遗弃了，也不要妈妈管她。实在没办法，妈妈和爸爸离了婚，妈妈带着薇薇艰难地生活，几年后，妈妈为她找了一个新爸爸，新爸爸对她很好，一家人本来可以幸福地生活，可天有不测风云，妈妈得了一种慢性病，在床上一躺就是3年。新爸爸没有那么多钱，为了给妈妈治病，花去了所有积蓄还借了外债，薇薇放弃了学业，17岁出来打工为妈妈治病还钱，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要受老板娘的气，一个月下来只有400块钱。”

　 “我们成了好姐妹。在她打工的餐厅里有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男孩老缠着她，要与她搞对象，这使她多了一分恐惧，没办法，她没领工资就跑了。我把她带来，认识了这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关心她、怜惜她，在举目无亲的北京，薇薇感到了家的温暖。

　 “两天后，我把她送上了开往内蒙古的火车，临走前，我给了她一点钱，小姑娘感动得哭了，她说明年一定回来，跟大哥哥、大姐姐学电脑。”

　 “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去年11月建起电脑室，20多台旧电脑都是从社会上募捐来的，每台花了100元重新维修，到现在为止，一共办了3期电脑免费培训班，每期3周，教师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志愿者。

　 平时除了办电脑班，开放图书室外，他们每周都按排一些活动，4月份的活动有：影视欣赏《我的美丽乡愁》、《美丽的大脚》等；“社会性别意识专题培训”、大众文艺培训，内容有简谱乐理知识、吉他弹唱，还有编辑出版《社区快讯》。

　 《社区快讯》四开，杂志大小，每出一期要120元，一共印2000份，由志愿者发放给打工者，文章都是自写自编，已经出了3期。有一篇属名“小山”的文章，让我印象深刻：

　 “我们也是人，但我们‘这种人’前边还要加上‘农民工’，合起来叫农民工人，然后简称‘农民工’，再然后简称‘民工’。这样就打了个三折。看看，做人难呀！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是，我们这个公民是名义上的、没有财产做保证的公民，还是会有人不把我们当人看。

　 “为什么说人格是以财产为基础的呢？很简单，比如你的权益受到侵害，你要用法律和社会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就要为此支付一定的成本，可是，我们为了省钱，连一本法律方面的书籍都不会买，更不要说去为此打官司了。因此，你说你是人，你有尊严，可是怎么保障呢？

　 “现在，我们大概知道自己是谁了：我们是‘人’，又不是‘人’。今天大家来参加活动、参加义工培训―――就是来做人来了，今天我们不是打工者，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么，想做公民，除了宪法的保护之外，实际上要实现这个白纸黑字上的权利，还要大家争取。在没有财产、没有物质手段做基础的前提下，要想做公民，还真得动点脑子。”

“我们现在所有的工作，都要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求进行”

　 4月11日，周日上午，我去参加了孙恒他们搞的一次法律培训―――“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讲课的律师是社区居委会帮忙找来的，主讲《劳动法》。律师花了近一小时，详细讲了如何签劳动合同、如何避免合同陷阱、发生工伤时如何争取自己的权益等等。

　 到了提问时间，有个小伙子问：“老板让我们加班，但从来没给过加班费，这该怎么办？”

　 律师说，一定要有加班的事实证明，不能光嘴说上你加班了，那样不行，加班要有证明，但他说取证比较困难。

　 “那我让我的同事证明可不可以？”

　 “这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但问题是，你的同事愿不愿意，他帮你证明了，可能就被老板开除了。”

　 屈远方问：“比如我们找老板交涉，他承认我们加班了，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谈话时，我们拿录音机偷偷录下来，这个可以当证据吗？”

　 律师说可以，这是视听证据，有法律效力。

　 另一个女孩问：现在，北京市最低工资是多少？

　 答：“495元。”

　 女孩又问：去年，我的一个朋友，因为家里人去世，跟老板请假回家，老板不同意，但最后她还是走了。等她回来时，老板不但把她开除了，连欠她的工资也不给，还把欠条撕了，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一旦发生劳动争议，首先可以去劳动部门申请仲裁。每一个区的劳动局，都有一个劳动仲裁办公室，调解不成，再到法院起诉……”

　 谈到打官司、讨工钱，一个中年人抱怨道：“我讨120块钱，却要花费1200块。”他又接着问律师：讨不到自己该得的工钱，用合法的途径又解决不了问题，有人用死的方式来解决，比如爬了塔吊。“北京市后来出台了一个规定，说像这样爬塔吊是犯法的。请问，这样犯法吗？犯的是什么法？这个条文有法律依据吗？与国家的法律有没有冲突的地方？”

　 律师迟疑了一下，笑着说：从法律上讲，没有规定自杀、跳楼犯法，但要是危害公共安全了，就另当别论。“地方政府有颁布行政规章的权力，但它频布的条文，必须与国家的法律一致，如果与国家的法律有冲突，就是无效的……”

　 来听讲座的有20多个人，没我想像的多，我问了孙恒，他答：“这也是我苦恼的事，大家为什么不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太多时间。”

　 “我感觉，我们这个群体，没时间提高自己，生存压力太大。现在找工作太难了，一个人如果没工作，哪里还谈别的，哪能来听讲座，来学法律知识，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大学生为什么业余生活那么丰富，生存压力不同。你想想看，我一周抽半天来听讲座，老板可能就会扣我工资，甚至把我开除了。工作没了，就没办法养活自己，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想，争取自己的权利，先从争取自己的业余时间开始！以后，我们还会在实际技能上多提供一些服务。像电脑班，来参加的人就很多。我们现在所有的工作，都要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求进行。”

　 “那你们自己的生存问题解决了？”我问他。

　 孙恒答：“很不稳定，我们现在所需的资金，是靠基金会资助和社会募捐，我们3个固定工作人员的工资也从这里边出，有些项目是短期的，项目做完了，资助也就结束了。

　 “我们有一个理念，短期来讲，我们需要社会资助，但从长远讲，希望能自力更生，通过自己的付出，自己的劳动，能养活自己。就像一个人一样，总不能一辈子依靠别人。”

　 “五一”节要到了，孙恒他们很忙，他们已联系好了3场演出，还要录制第一张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赶着排练，计划5月进棚录音，7月出版发行。

　 “这张唱片我们没想要赚钱，但会搞一些义卖。发这张唱片的目的，一是对我们两年多来创作歌曲的整理，因为有很多歌被工友们传唱，希望通过发唱片，能普及这些歌；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社会上关注‘三农问题’的知识分子，比如大学生、学者等，通过文艺的方式，来关注我们。这个时代，也应该有表现打工者心声的作品。”

　 采访结束时，孙恒问我能不能帮他们一个忙，让我留心周围有没有人想捐书或旧电脑。

　 “我们很需要这些物品，因为我们还想在另一个打工者聚集的社区，再办一个能读书、能搞培训活动的打工者之家。我们的电话是62819903，81604803（小灵通），只要不演出，王德志肯定天天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