瘫痪在床的河北省高阳县农民董克强没有想到，儿子董亚洲负气出走后竟会卷入到抢劫团伙，并因此于2000年8月6日被捕入狱，随后被判了死缓。董克强以儿子被捕时并未满18周岁为由提起上诉，二审发回重审。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2003年3月25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重新开庭审判，判决董亚洲死刑。（《中 国青年报》5月14日）

　 死缓相对于死刑，尽管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种，只是死刑暂缓执行的一种方式。但是，被判处死缓与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命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只要在两年考验期没有故意犯罪就可减为无期徒刑。然而，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检察机关并没有抗诉，仅仅是被告人之父因被告人被捕时未满18周岁而提起上诉，就在二审发回重审时，将对董亚洲的死缓判决改为死刑，有违刑事诉讼中“上诉不加刑”的原则。

　 “上诉不加刑”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指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上诉不加刑”对于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极为重要，它使被告人在行使上诉权时，不会顾忌二审会加重对自己的刑罚而放弃上诉，从而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和使二审纠错的功能得以充分实现。

　 然而，本案中，原审法院仅仅在被告人近亲属上诉的情形下，便在重审中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刑罚，而且是关系到直接剥夺其生命权的刑罚―――死刑立即执行。

　 为防止二审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规避“上诉不加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专门规定了，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但是，对于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发回重审能否加重刑罚，《解释》并没有规定，说明最高法院对此种情形下加重刑罚是默许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有时并不那么清楚，二审法院对于适用法律不当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从而规避“上诉不加刑”的事情在司法实践中并非不可能发生。其次，即使是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重审法院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也缺乏正当性，因为检察机关才是公诉的提起者，对于原审的判决不公只有检察机关的抗诉才能加重改判，法院本身不能越俎代庖自作主张改变自身的判决。否则，不仅造成职能的混淆和判决权威的丧失，而且使被告人顾忌重重，不敢放心大胆地行使上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第八条也规定，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原审上诉人）的刑罚。其中所蕴涵的原理如出一辙。

　 从本案的审理，我们更应看到我们的司法机关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被告人行使正当的诉讼权利，如何正确理解法律条文中蕴涵的精神。如果把被告人行使正当诉讼权利看成是对司法机关的抗拒，如果抛弃法律的精神来理解法律条文，那我们的社会将与法治相距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