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４３岁的余志林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心里多了分坦然。他不用再像一年前那样走到哪儿都得揣着暂住证。１５年前，余来到北京卖服装，现在已经是一家经营丝网印刷店的个体“小老板”了。尽管如此，明显的安徽老家口音，仍然让他不时招致本地人的白眼。“说不上很满意，但我们现在只能在这里干下去。”余志林看起来有些满不在乎。
    １９８９年，裹挟在席卷中国大地的第一次民工潮里，２８岁的余志林离开安徽无为老家，来到北京。那一年，上千万“不安分”的农民，像余志林一样，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拥到发达地区的城市里去谋生。各条铁路线骤然吃紧：广州火车站广场聚集农民工最多时达３万；郑州北上始发列车严重超载，以致车簧压死而不能正点发车。
    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各大城市，几乎立刻就感受到了这股“民工潮”的冲击：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衣衫褴褛、扛着包裹的外地人。城里人不屑一顾的脏活儿、累活儿，他们抢着干。但即使如此，一提到他们，城里人就紧张：晾在外面的衣服，一眨眼就没了；下水道盖儿不见了，断定和他们有关；胡同口倒了垃圾，肯定是他们干的；公共汽车挤了，也少不得把他们抱怨一番。   
    这时，“他们”在城里人心目中是“盲流”。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做好严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的工作”。各大城市正惊惶失措对这股“盲流”进行围追堵截：在广州火车站，每到夜晚，他们被驱赶到站外广场一角，治安管理人员形成警戒线把他们和城市隔开；在大连火车站，每天早上５点到晚上９点，公安、劳动、铁路部门要出动２５０多人，堵截劝返他们；１９８９年初，北京财政计划用于遣返的资金近２００万，而知情人士告诉前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到年终会远超过此数。
    与余志林夫妇同时爬上北上列车的很多同乡，有些在老家就被当地干部截住了，有些好不容易到了北京，但一下火车又让北京的有关部门“逮”住给遣送回老家。余志林夫妇是漏网之鱼，总算在北京落下了脚。“现在每年春节后，各地政府还都公告出本地农民工需求信息给予指引，但当年就是一个字：堵。”余志林说。
     这是发生在中国内地的第一次“民工潮”。如何看待这股突如其来的浪潮？这股浪潮对城市对农民工对整个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心中似乎都隐隐约约存有这些问题，但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甚至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掌握这股庞大的流动大军的约略数字。而回答这些问题是一家负责任的全国大报不能回避的责任。《中国青年报》当即派出５名记者，迅速奔往各地。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那些民工大量聚集的地方，记者们挤上火车，混迹在“他们”中间。
    随着采访不断深入，记者们开始感到疑惑：如果说只有少数人在流动，那么有可能是盲目的，但数千万的青壮年农民同时选择向城市流动，难道还能用“盲目”来解释吗？记者们质疑：毛病到底出在哪儿？
    专家们研究表明：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工业化的迫切愿望使国家不得不把城市的发展作为重点，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向农村卖出工业产品，靠着这种“剪刀差”完成了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３０多年时间里，为大工业积累了８０００个亿。资源有限的乡村社会，一方面人口膨胀，一方面是外部压迫，走入了生存绝境。农民工春潮汹涌的背后，凸现出一个遭受着不公平待遇的庞大群体――８亿农民。
    一位福建种粮大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由于１９８９年国务院将合同定购粮食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了１８％，他家卖粮总共比前一年增收５００元，但当年化肥涨价，仅此一项他就要比前一年多支出１１６２元。
    余志林面临着相似的境况。家里五口人土地不足两亩。每年１０月份卖完棉花后，村里家家户户手头仅能结余几百块钱，但“这些钱不敢动，否则第二年开春就没钱买农药和化肥了。”为了糊口，余志林夫妻俩丢下刚满月的儿子，到北京一家市场的过道里租下一面墙，做起了服装生意，第一年便净赚２０００元。
    《中国青年报》５名记者，通过对上述问题长达数月的观察和研究，合力完成了《１９８９中国第一号震荡》。他们呼吁：“天平向城市倾斜！”这是中国最早关注“民工潮”的深度报道之一。在所有媒体还停留在关注潮起潮涌的表象时，《中国青年报》报道视角直指表象背后：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加上耕地减少，人口增加，中国的农业在萎缩，农村正在出现普遍贫困。报道特别澄清，这个从土地起而流动的群体不是所谓的“盲流”，而是“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并发出警告：“农村劳动力的极大过剩已成为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此时，《中国青年报》已开始隐约触及到一个重大社会主题：在城乡二元结构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中国在加速“效率”的同时，如何兼顾公平、公正？
    当时，这组报道的策划、组织及采写者之一卢跃刚，对此曾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就像一驾马车正向前迅跑，车上本来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城里人，一个是乡下人。他们同是马车的主人。后来，车跑不动了。老实巴交的乡下人下了车，去帮助加油，去帮助推车。马车又开始越跑越快，筋疲力尽的乡下人却被远远地抛在后头。乡下人努力地追上去，可他发现，车上已没有他的座位。
    但这种声音，在当时主流的声音中显得十分微弱，十分边缘。主流的声音是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是“把老虎赶回笼子去”。几乎与《中国青年报》推出《１９８９中国第一号震荡》的同时，在一次中外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的一位领导人在回答记者关于农民工进城的问题时还在说，中央制定了“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发展第三产业和乡镇企业，到城市不是出路。
    但是，８亿农民，４亿多劳动力，２亿剩余，其中不到１亿的剩余劳动力被乡镇企业和正在发展的小城镇接纳，另外１亿则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奔突。从此，农民工问题，成为《中国青年报》持续关注的热点。《中国青年报》编委会近乎达成共识：这不仅仅是要不要农民进城，要不要农民自由流动的问题，更是关乎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
    １９９２年春天，“民工潮”再次爆发，并远远超过第一次的规模。势不可挡。

（二）
    “中国农村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１９９３年底，中国青年报在北京怀柔召开的记者年会上，总编辑、部门主任和驻站记者，热切地讨论着这样的问题。他们预计，１９９４年开春将会出现第三次“民工潮”。
    “有人说，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许多多问题，应该把他们堵回去。能堵得回去吗？”
    “有人说，他们应该就地吸纳，就地发展，可为什么他们偏偏要告别妻儿老小，告别热炕头？我们为什么不去听听农民的想法？”
     “这个过程中，农民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中国社会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在几天的碰撞中，他们达成一个共识：做一次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调查。在《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周志春的直接指挥下，时任经济部副主任的卢跃刚起草了洋洋万言的第一份策划案，时任机动记者部主任的的张建伟随后起草近两万字的第二份策划案。３万多字的策划案几经打磨之后，７名记者奔赴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９个省市进行覆盖式采访。记者们被要求在流出地的农村和流入地的城市蹲点采访。
    在流出地，记者们睡农民家的炕，盖农民家的被窝，吃农民家的饭。在江西湖下村“蹲点”的一周内，记者每晚都听着老鼠在床头肆无忌惮地磨牙，听得牙根发麻，头发竖立。
    在流出地，他们发现，土地已不堪重负。一张农村户口，将８亿农民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人口增加，耕地减少，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导致农业的小规模经营，小规模经营无法实现农业的产业化。这是农民被甩出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外的一个基本原因。种地不能挣钱，只能糊口，农村普遍贫困，每个农村劳动力都是潜在的流出者。
    在调查中，记者们头脑里都揣着这样一个问号：“离土不离乡”真的就是农民生存、发展的惟一“合理”途径吗？调查的结果是，除苏南等少数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村的乡镇企业日渐凋落，无力吸纳当地剩余劳动力。正如余志林所说，“我们老家的乡镇企业都倒得差不多了。”在他的老家，１８岁以上的青年人大部分都出外打工谋生，只有老人和妇女才留在家里耕种。
    记者又沿着农民工的候鸟路线追踪到流入地。记者们发现，城市已经离不开这些农民工，“如果没有他们，城市会停摆”。
    经过数月的深入调查，参加报道的记者们深刻地意识到，现有的城乡二元格局、没有给予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歧视农民剥夺农民的做法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记者编辑的共同观点是：所有报道中都不能用盲流这个词。因为经济学研究有个基本前提，人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你怎么能想像上亿的人都跑到城市里找工作都是盲目的呢？当然有人是盲目的，但那不是主流。盲流这一词包含着歧视和城市人的恐惧。害怕这股力量，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７名记者共十几万字的报道最终出炉了。从１９９４年２月至３月，《中国青年报》连续拿出１３个整版刊登这组报道。在一系列的报道中，人们全面听到了农民有关公平、公正的诉求：
    “凭什么人一生下来就不平等？凭什么工人的儿子天生就是工人，农民的儿子就得当农民？”一位来自山东的打工者说。
    “那城又不光是城里人的，是国家的，也有农村人的一份哩。”甘肃新庄村的一位农民说。
   “对我们这样的外地人来说，这是别人的城市。”广东淡水的一位打工者告诉记者，她在城里对象看了十几个，但对方一听说没有当地户口就摇头。
    而佛山的一位打工者告诉记者，为了能娶上漂亮的城里媳妇，他掏出所有积蓄，花了８０００元买了这个“本本”。
    记者们也倾听了被称为“城市人的劳动部”的意见。据说，当时该部一位处长提出是否管管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立刻遭到反对，因为“农民连个户口都没有，你管他干吗”。
    在这组报道的压轴之作中，《中国青年报》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称之为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该报道做出这样的预见：这些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解放军”，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完成之日，就是中国的改革成功之时。今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这一认识已经成为了社会主流判断。
    这组报道后来被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收集，成为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第一手资料。
    社会学者孙立平在其研究农民问题的著作中写道，今天的中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农民就是掉了队的一个方阵。这个弱势群体并不是老弱病残，而是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甩了出去，是结构性的“弱”。
    而关注这个结构性的“弱”，已变成《中国青年报》编采同仁的持久情怀。从《１９８９中国第一号震荡》，到十几万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查》，《中国青年报》有关公平、公正的报道理念得到充分彰显，也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全社会对农民工的重新认识。
    在这组报道发表不久，一名日本学者来到中国劳动部：“我来中国，是要考察你们的‘盲流’问题。”一位官员正色回答：“我们中国没有‘盲流’，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
    记者今天还从这组已经发黄的报纸中，注意到这样一行黑而粗的小标题：“我也是工人阶级！”这标题同样极富预见性――２００４年，当年这组报道的总指挥周志春欣喜地看到，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进城务工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历史感是新闻媒体体现社会责任感的核心。失去历史感，媒体就会摇摆不定，就会盲目跟风。有责任感的新闻媒体，不仅要经得起时代考验，还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三）
    今天，我们已注意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农民工的处境，已经或部分得到改善：流入地已不再对农民工围追堵截；每年春节后会发布大量的本地用工信息对农民工进行指导；在浙江义乌等地，外来务工者开始被选为当地的人大代表，拥有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
    ２００４年３月９日，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农民和农民工问题成了集中关注的焦点问题。郑斯林部长明确回答，在２００３年取消一些不合理规章制度的基础上，今年我国将彻底除掉阻碍农民工进城的规章制度。
    历史不会忘记：２００３年６月，在《中国青年报》和《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的共同呼吁下，以“孙志刚案件”和“三博士上书”为突破口，媒体的吁请和力量受到了应有的尊重。新一届政府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很多人不再担心因为不带暂住证而被遣送回老家，办理暂住证用照市场需求越来越小。余志林在照了十多年的暂住证用照后，改行搞起了丝网印刷。
    一年能挣几万元的小本生意，使余志林感到满足。不过，让他遗憾的是儿子的教育。儿子７岁时被接到北京时因不起好几万元的赞助费，夫妻俩只能让他进了一家刚成立的民工子弟学校。“学校２０来个老师当中，也就两三个是有水平的，其他还不如我。”儿子在这所学校一直读到初三。
    “谁不想让孩子进公立学校？”余志林现在终于负担得起赞助费了，但孩子的好时光已经被错过了。“就连老家的高中都不认这个学校的毕业证”。
    余志林的儿子就读的是圆明园北一家叫明园的打工子弟学校。从山东来北京打工的张歌真１９９７年２月创办了这所学校。该校也是去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后，北京第一所拿到办学资质的民工子弟学校。张歌真说，孩子们的父辈今天依然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不想让下一代继续当“边缘人”。“我有一个梦想，”张说，“就是让这些农村来的孩子有一天能享受跟城里孩子同样的教育。”
    ２００４年初，中国青年报再次组织记者，推出了民工子弟学校的系列报道，关注“新产业工人”后代的平等受教育问题。“只有享受同等的教育，这些以前的‘盲流’、现在的‘新产业工人’，他们的下一代才能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报道的策划者说。“也许只有附着在户口这张纸上的所有不平等待遇全部取消的时候，才是农村农民问题开始得到真正解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