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北京以外，我 们这儿有这样的‘编外’教育机构吗？我想给孩子报名。”这是本报报道《家长自组“编外”机构要补学校教育的缺》（见7月5日本版）刊出的第二天，记者接到的一位深圳读者打来的电话。在后来的几天里，本报编辑部、“家庭农场”的项目负责人方芳、“小蚂蚁”的创办人左振超都接到了很多类似的咨询电话。

　 很多教育界人士把这种“编外”教育看作是：少数有理想的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搞的教育“试验田”。一位“见过世面”的老师这样预测其前景，“离开了大面积的规模生产，结果多是自生自灭”。

　 就连创办“编外”教育机构的人也没敢抱太多的奢望，“家庭农场”的创办人程志佳说过：“也许很多家长不能理解我们，我们也不奢望马上办成一所理想的学校，只希望从影响身边的人做起，哪怕一个也好。”

　 但是家长的反应却让记者感到，“编外”教育机构并不边缘，很多家长在电话或电子邮件中都表示，希望这样的机构能多一些。而且有很多有识之士也希望加入到“编外”教育机构的队伍中来。

　 中科院一位博士说：“我上了二十几年的学，现在已经博士毕业了，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愉悦，甚至是痛苦的。当能上的学都上完了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他用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了周边环境，才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再那么痛苦。他指出，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在教孩子如何学习的同时，还能教会他们如何生活，能首先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正常的人，而不是学习的机器，我这样的痛苦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这位博士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社区中开办一个机构：引导家长正确认识孩子，正确引导孩子，给孩子们适当的教育。他不希望别人再走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他甚至希望记者能出面组织一个家长沙龙，给家长们建立一个互相交流和学习的平台，把全面培养孩子的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现在这些‘编外’教育机构，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孩子更全面的教育，但是这种机构还不具有普及性，我就希望建立这样一个能给普通家长提供更多帮助的平台。”他说。

　 对于这种民间办教育的力量，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心理问题专家田国秀说：“我们以前也是从这样的教育体制下过来的。家长、社会并没有那么多的抱怨，那时的教育就没有问题吗？不是。是我们并不觉得这样的教育有问题。现在，到处都是抱怨、批评，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行动了，虽然这种力量还很微弱，但却是解决问题的实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