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不等于参加。
社区参与，不是单纯地组织一个活动，让居民来参加。”
11月底，清华东门旁的一个咖啡馆里，宋庆华用手指轻点鼠标，一幅幅生动的照片打在凹凸不平的墙上。
这是一节关于“社区参与”的义务讲座，讲述宋庆华今年上半年在美国为期两个月的考察内容。听众中，有大专院校的学生、国家公务员、退休干部和大学教授。
虽然环境不够理想，但大家听得十分认真，不时提出问题，以至于进行到最后，很多人“吵”起来：“宋老师大点声”，“宋老师不要单独回答问题，让我们大家都听听”……
宋庆华无奈地笑，赶紧掏出名片四处发送：“大家别着急，我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交流。”
名片上印着：北京灿雨石信息咨询中心（社区参与行动）。
名片的左上角印着3个绿色的小人儿，手拉着手。
“社区参与就是要将社区居民凝聚起来，大家共同管理自己生活的地方，最终通过发展社区，使社区内的每个人都得到发展。”宋庆华这样解释：“发展社区不是目的，发展人，才是最终目的。”
“当伞尖朝上打开时，倒下去的水全部顺着伞面流下去了”
曾几何时，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中，一种新的利益和矛盾开始孕育成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了。人们开始接触到一个新的概念―――社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的人们，开始有共同和不同的利益诉求。我们应当怎样在“社区”里生活呢？
3年前，宋庆华还是民间环保组织地球村的一名职员，主要负责“绿色社区”项目。因为工作的关系，她常常深入北京的居民区。与居民接触多了，她发现，社区居民对环境问题并不在意，抱怨最多的是很多与切身利益相关却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包括物业费、停车费，或者周围工地的施工扰民，还有许多回迁户与她谈论回迁房的质量与费用。
宋庆华以前从未接触过这些事情。但凭直觉，她感到居民反映的问题中，的确存在着不公平。“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她想不出头绪。
2002年初，作为环保组织中社区活动工作者，宋庆华接受福特基金会邀请，与中国部分城市的官员共同到英国进行了“社区参与”的考察。
仅仅半个月的行程，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别的国家是这样进行社区管理的啊！
为了解释清楚，宋庆华描述了国外社区参与组织领他们做的一个“游戏”：
给每个人一把伞，发一桶水。说明：伞面代表管理社区的机构；伞撑开后的空间代表社区；水代表政府对社区的拨款。然后要求大家将水从伞上倒下。看怎么样能将政府的拨款最大效率地应用于社区。
大家很快就发现了答案。当伞尖朝上打开时，倒下去的水全部顺着伞面流下去了，伞下所覆盖的空间一点儿都没有；而当将伞倒置时，水全部聚集在伞中，一点儿都没浪费。
“这说明什么呢？”宋庆华解释道：“伞尖代表政府，当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社区管理时，无论是拨款，还是投入人力物力，很多时候都用不到正点上，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真正需要；而当以社区自己为中心进行管理时，居民最集中的需要就出现了，政府只需对社区的方案进行审核，然后拨款，就完成了对社区的管理。”
在英国时，宋庆华目睹了一个“社区参与”活动。
在伦敦郊区的一个贫民社区，居民收入不高，教育程度也不高，有很多年轻人没有工作，整天在街上游手好闲，打架等事情时有发生。政府决定做点什么，以改善当地治安状况。
可是，做什么呢？政府不知道。
社区居民听说政府愿意出钱为社区办事，于是展开了大讨论。结论是：孩子们常惹事儿，是因为他们没有事情做。社区内应该建个俱乐部，年轻人可以在里面玩儿，也可以在里面学习技能，以便今后谋职。
政府同意了这个提议。但俱乐部应该怎么建？建成什么样子？应该有哪些设施才能满足大多数社区居民的需要？政府还是不知道。
社区居民又登场了。他们在桌上放了一张大白纸，让每个居民都在上面表明自己对俱乐部的要求。有的写：要离家近一点。有人写：要有音乐。有人写：最好有个酒吧。有人写：应该有舒服的沙发。有人写：要有培训课程……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注明自己的希望。不会写字的人，可以画画儿。
当意见征求结束后，官方发现，大家的要求五花八门，而且年轻人和父辈的要求相差很远。
“这下可麻烦了！”我替伦敦政府感到为难。
“不。这时，政府就要考虑了：是为谁建的这个俱乐部？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谁？”宋庆华笑了：“当然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的意见被放在必须要关注的范围内，而父辈或老人们的意见，则是能兼顾就兼顾。”“俱乐部怎么建最后还是由政府决定？”
“对。”
“那这和平常建个俱乐部有什么不同？大部分人的意见可能政府也能想到。”我不理解。
“那可是非常不一样。”宋庆华解释说：“你想想看，首先是居民自己提出修建俱乐部的要求，然后又是根据居民自己的意见做出的决定，居民对俱乐部的进展就变得极为关心，要到工地去查看，要关心自己的需要是否在施工中被实现了，而当俱乐部最终建成后，才能够被最大限度地使用，达到修建它的目的。”
“真的那么有用？”我不相信。
“当然，”宋庆华点点头，“不过，政府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到要这样做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政府对社区的管理，大体和我国差不多，都是政府设计，政府实施。但当时，英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初级的社区参与活动。时间一久，政府就发现：凡是由政府主导的社区项目，最后都不能持久，效果也很差；凡是由社区居民主动提出的项目，不仅效果好，而且是可持续性的。”
“这就是‘参与’同‘参加’的不同。参加，是政府组织一个活动，让居民加入；而参与，则是最大限度地尊重每个人，尽量发挥每个人的能力，尽量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这种决策方式的好处也被世界银行发现了。它很快提出要求：凡是用参与的方式实施的社区项目，它就资助。
在这样的鼓励下，英国的社区参与一步步发展完善起来。宋庆华到英国考察时，发现几乎每个社区项目都采用了“参与”方式，甚至在城市的管理中，也在向这方面靠拢。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论坛，由主管社区工作的政府官员和市民代表参加，官员汇报前一年承诺的项目进展，居民讨论出下一年的社区发展目标。最有趣的是城市剧场，这是一种换位思考的游戏，市长坐在台下提出问题，市民中谁能回答，谁就上台去回答。每隔几个月，就会举办一次，让双方都换位听听对方的意见。”
“参与是一种协商机制，是不同利益群体达成共识的途径。”
这次英国之行，使宋庆华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之后不久，她和一位同事离开了地球村，共同筹备社区参与行动组织，希望能将这种先进而有效的管理模式引入中国社区。
2002年12月，社区参与行动成立。2003年8月，注册了“灿雨石信息咨询中心”。“灿雨石”取自“参与时”的谐音，也是英文“Shine
stone”的中译。宋庆华们希望，参与式社区管理在中国，能如同阳光下的石头，熠熠生辉。
当然，由于中国目前的基层管理体制，居民参与的管理模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推广。
“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进行宣传，以及对社区干部进行培训。让他们了解，即便是上面布置下来要完成的任务，也可以采用更好的方法，让社区内的居民满意。”
她说，他们要大声地喊，不停地喊，让大家都知道，在国外，有这样一种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方式。
今年4月至6月，应美国百花研究会的邀请，宋庆华对美国的社区参与进行了考察。她到过的每个社区，都在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管理。
“美国的社区通常都是很安静的。但一旦社区内或周边发生了让人们不满意的地方，就立刻会有一批人组织起来，开始活动。”
在加州的一个城市社区，宋庆华就见到了一个名为“青年环境正义小组”的组织。看到名字，她起初以为是个环保社团，询问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
这个社区是个以非裔和墨西哥裔为主的社区，位于城市边缘，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富裕的居民区。环境正义小组的发起人，就是几个居住在这里的大学生。
见宋庆华感兴趣，这几个年轻人立刻将宋庆华带到了社区边的一块地方。这里有一个宜家家居，一家大型超市，两家麦当劳，远处还有两家大型化工厂，烟囱里冒着烟。
在小组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大幅标语，写着：宜家家居滚出去！麦当劳滚出去！
原来，宜家家居所在地，本是供社区居民的孩子上学的学校。1970年以后，市政府按照法律规定，要求这里的孩子必须到城里和白人一起上学。可是，到了城里的学校后，孩子们反而更深刻地感受到被歧视，被瞧不起。许多孩子没过多久就不再到学校去了。于是，社区居民要求恢复他们原来的学校。
政府表示同意，同时提出要求，白人的孩子也必须能到这所学校来学习。学校恢复了一段时间，却没有白人孩子愿意到这里来上学。按法律规定，这所学校又被迫关闭了。
最近，宜家家居相中这个地方：面积足够大，有足够的地方修建停车场，交通也方便。他们保证一旦店面建成，便为社区内的居民提供一定比例的工作机会。社区居民同意了。
然而商店建好后，并没有像事前所承诺的那样，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职位。之后，旁边兴建起了大型超市，不经营食品日用品，专营修家具盖房子的工具；麦当劳也闻风而来，在很近的距离内就开了两家。
这几个大学生调查发现，到这里购物的人，没有社区居民，全是从城里开车来的富人。他们逛完家居市场后，会再到超市里买些修房子用的工具，然后就会觉得累了，于是在麦当劳里坐坐，买点饮料。“没有一家是为社区内的居民服务的。”
情况还不只如此。经他们观察，每天约有300辆汽车从城里开到这里，大量的汽车尾气停滞在社区的上空，导致社区内的空气质量很差。同时，年轻人们也认为，远处化工厂排出的废气污染了他们的生活，厂内设备严重老化，甚至有爆炸的危险。
赶走它们，就是“环境正义小组”想要完成的“正义”。
这几个大学生先是动员社区内的中小学生，继而对广大社区居民宣讲他们的“权利”：“我们不要不能服务本社区的商店”，“我们不要垃圾食品”，“我们不要呼吸恶劣的空气”，“我们要求超市的经营内容为社区服务”……
宋庆华很惊异几个大学生竟然能够动员全区的居民来反对商家，因为这种情况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商家似乎也没有对这种行为做出什么反对行动。
“但这就是社区参与的前提，每个居民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居住空间，对其提出意见。”
她离开那里时，“环境正义小组”的工作仍在继续。
那两家化工厂已经正式同“环境正义小组”交锋。他们出具了一份20多年前的文件，证明政府同意他们在那里建厂，一旦有爆炸的危险，将把社区居民转移到学校里躲避。可是学校已经不存在了。
“会有什么结果？”我问，“能成功吗？”
宋庆华回答：“不知道。应该有艰苦的谈判。”
当然，这种居民维权也会导致巨大的问题。去年美国东部大停电就是一个例子。停电的主要原因是电网太陈旧，为解决增长的用电负荷，就需建新电网。但每个社区的居民现在都不愿意让高压电线通过自己的地盘，电力公司的申请很难被通过。
“但这并不能证明社区参与是不对的。”宋庆华说：“一个集体中，一部人的利益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如何解决，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参与是一种协商机制，是不同利益群体达成共识的途径。”
“社区参与可不是只为斗争才存在的。更多的情况，是社区内部的自我服务”
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权益进行斗争，听起来不错。可是，如果一个城市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也够麻烦的。
“有矛盾才有斗争，没有矛盾，斗争什么呀？！”宋庆华打消了我的顾虑：“社区参与可不是只为斗争才存在的。更多的情况，是社区内部的自我服务。”
旧金山附近一个城市的社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社区的人对她说：到了周末，我们社区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去的地方。
宋庆华不信。到了周末，她跑去看，不得不信。
“你能相信吗？这个社区自己就有个艺术博物馆，大家都捐出一些艺术品放在这里，可以参观，也可以购买。卖的钱全部归社区今后发展使用。
“有个职业妇女，非常喜欢陶艺。她开了间小工作室，把自己烧的陶器全部摆在里面卖，也可以在里面跟她学，卖陶器的钱也全部交给社区。她还请我到她家里吃饭，她家里吃饭用的盘子碗，全都是自己烧出来的。
“还有一个中年男人，很会画画儿。他画的鸟儿啊，哎哟，一根根羽毛都那么逼真。他的画儿也是卖的，还可以帮你印到T恤上，其中一部分钱也捐给社区。
“还有个爵士乐房。屋子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吧，几个年轻人戴着牛仔帽，在里面弹琴，声音特别大。我仔细一看，还有几个老人，在旁边给他们打鼓。他们在里面摇来摆去地，陶醉极了。”
“你瞧，这也是社区参与。”宋庆华说，“一切都是自下而上的。他们喜欢什么，觉得需要什么，就建个什么，然后大家一起来玩儿。”
“其实就是自娱自乐么。”我笑着补充。
“这有什么不对吗？”宋庆华说：“我们现在小区里的秧歌队，戏班子什么的，不全是这种类型吗？居民业余生活的质量，当然是社区生活最主要的内容。谁愿意一天到晚总去斗争？谁不愿意日子过得丰富多彩的？”
“那这种形式的社区参与，我们就算已经有了？”
“可以这么说。”宋庆华同意，“但目前还不够丰富，领域还是太窄，居民参与得还不够。”
例子并不难找。
一位积极关注社区参与的大妈就向灿雨石讲她们社区的故事。
大妈家住的社区，原来楼前房后长着高大的树木，窗下绿草遍地，每逢春天，盛开的二月兰芳香扑鼻。这样的环境是居民多年的参与造就的。很多居民自己掏钱买来花籽草籽，浇水养护。一位大爷花了7年时间，种出了一大块草坪。
但去年春天，街道办事处突然提出了建“精品社区”的口号，并找来了投资，准备大干一场。很多居民十分高兴。这位大妈还特地为这项工程捐了500元钱。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施工工人来到社区，刨掉原来赏心悦目的花草，代之以红色的地砖。大妈看了心疼，向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想法，但无济于事。社区居民们伤心极了，说看到地上的红砖，心里就感到烦躁。
这个故事作为反面案例，刊登在灿雨石定期出版的宣传册上。文章最后分析说：
“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政策制定者只有充分考虑到政策所影响群体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政策。
“即使政府官员能够完全代表公共利益，也会由于其知识可能不完备、所获信息不充分、理性能力有限等，导致其行为的结果与目标背道而驰。”
“这是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做法。”宋庆华说，“西方社会政府效率很高，是因为它管得很少。其实像这样的事情，放手交给社区居民自己去做，完全会达到更好的效果，而且费用也会降低，因为社区居民本身就是巨大的资源，他们有设计美好家园的愿望和能力，也能做出更符合需要的规划，甚至自己动手参加建设。这个社区那么宜人的绿色环境，不也是居民们自己创造的吗？”
“同样金额的同一项目，NGO能够完成得更好、更人性”
但在宋庆华看来，社区参与的意义还不只是维护权益、自娱自乐。更重要的，是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助和对弱势群体的照顾。
“成年人、上班族并不过分地依靠社区生活。真正对社区有依赖感的，是那些老、弱、残和能力欠佳的群体。”
她参观过的美国一个社区内，有位老人突然去世了，没有留下遗嘱。老人名下的一处房产就捐给了社区。干什么用呢？
社区居民商量后，决定将这处房屋变成了一个“收容站”，凡是失业、流浪和无家可归的人，都可以申请住在里面，最长时限为两年，房屋内的开销和维护都由社区承担。那里流离失所的人，可以暂时得到一个安身之处，不必为基本的生活担忧。但同时，他们必须努力寻找工作机会，有了一定的收入后，就要搬离此处。
“不会有人赖着不走吗？”
宋庆华想了想，“我没有听说到。”她解释道，在西方社会，靠救济生活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很少有人会在自己有了谋生能力后，还赖着靠大家养活。
她曾亲自到一家食品救济站去发放食物。事前，她也一再问当地人：有什么凭证吗？是谁进来都给吗？是不是有个政府出具的字条啊？
对方回答：“谁都给。”理由是，根本不会有人在自己能买得起食物的情况下，还到救济站来领；只要踏进救济站的门，就一定有难言之隐。宋庆华还被告诫，什么都不要问，只要按规定发就行了，“因为贫穷的人也有尊严”。
在另一个社区，宋庆华见到一对年老的夫妇。他们收养了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子是弱智。老夫妇本想一直照顾这个孩子，直到离世。但不巧的是，二老突然都生了重病，再也没有能力照顾一个20多岁的弱智女孩儿。于是，他们把这个孩子交给了社区。
在这个社区里，有一栋专门给残疾人住的房子，也是由社区居民自发修建的。宋庆华被领去参观，“非常漂亮，一共三层，就像家里一样，有沙发，有电视，有很大的客厅。当时住着6个残疾人。”3个社区的义工负责照顾他们，每天给他们做饭，陪他们说话。
可惜的是，宋庆华来到时，义工开车带着那些人出去“上班”了。“其实就是一种糊小纸盒的工作。很简单。为的是让他们在生活中也有点事做，感觉好像和别人一样似的。”
而更多的对弱势群体的帮助，是由NGO在社区内的服务来完成的。因为帮助弱势群体需要大量的资金，普通的社区参与已无法承担。
在两个月的考察中，宋庆华看到的这类服务可谓五花八门。有针对移民区的建设和服务，有针对18岁以下怀孕的单身少女的帮助，有针对吸毒人员的矫正，还有针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的社区建设。而实施这些方案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政府拨款。
“这并不是说政府不能做这些事情，而是在以往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发现，同样金额的同一项目，NGO能够完成得更好、更人性化。”
宋庆华举了一个为低收入群体修建房屋的例子。她打出两张房屋的图片：一张古板，一张活泼；一张沉闷得像兵营，另一张看起来像翩然翻飞的蝴蝶。宋庆华说：那个让人不喜欢的，是政府建的。漂亮的，是NGO建的。
这个项目的NGO执行者自豪地对宋庆华说：“政府修建的房屋，一看就写着‘贫穷’二字。我们用了同样的钱，盖的房子却是漂亮的，让人喜欢的。”
他强调：“我们帮助别人，是为了让他们享受和大家一样的生活，是要让他们感到温暖，而不能让他们因为接受了帮助，失去了尊严。”
“你想想看，每个人都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那样去维护，把邻居当成亲人那样去帮助，那是什么感觉？”
图片和故事一个个闪过，我有些迷惑。
“和你理解的很不同？”宋庆华问。
“是啊，我们通常理解的社区参与，似乎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比如要有对社区管理者的投票权，要有对社区事务的决策权。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其他的内容。”
“社区参与，其实就是公民参与的一种形式。”宋庆华解释说：“公民参与，当然不仅是政治意义的，还有生活意义的，那就是人人互相帮助，尽自己所能，为社会贡献力量。”
在一个拉丁族裔社区，宋庆华发现了一间“女子俱乐部”，是应社区居民的建议，专门为社区内居住的未成年少女成立的。
“里面的内容丰富极了。女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学习唱歌、舞蹈、画画儿、电脑，甚至还有织毛衣。每天的课程都不同。学习费用全部免费，教授者也都是志愿者，有社区居民，也有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
真让人神往。
宋庆华还碰到了一位叫叶蕾蕾的华裔女画家，一提起她，宋就赞不绝口。
“她是费城大学的教授，12年来每天在城里到处转悠，寻找那些居住环境不好的社区，动员社区居民一起进行美化，希望以此来帮助居民建立自信。”
宋庆华忙不迭地找出图片，啧啧道：看，这是这个社区原来的样子，简直是个垃圾堆。这是改善后的社区，多漂亮。
叶教授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画画儿。她先给社区内的居民发纸，让他们画出心中最美的图画，然后由她将这些图画拼接起来，再交给社区居民自己，画在社区内的墙上，柱子上。
“不需要钱吗？”
“钱由她去找。因为通常生活在这样社区里的人，收入都不高。老太太到处进行募捐，然后买颜料、画笔，发给居民。她甚至通过这种方法培养了一个非常棒的印第安裔画家。”
还有一些移民社区，因为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不相融，居民的精神状态都很差。在一家NGO的组织下，一个菲律宾社区的居民准备改变这种状态。他们恢复了在菲律宾的传统习惯――扎灯笼，全社区的居民共同制作，完成之后，举着自己的作品上街展览。
“他们对我说，美国人都好奇地注视着他们，不住地夸灯笼做得漂亮。那个得意劲儿啊，别提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竟然就提升了整个社区居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宋庆华看到的社区都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她说：“你想想看，每个人都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那样去维护，把邻居当成亲人那样去帮助，那是什么感觉？你会觉得生活很美好，什么困难都不怕。”
而当这种感觉外化到整个社会时，就会成为一股推动社会的动力。
据盖勒普调查，50％以上的美国人愿意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从事义务工作。许多美国家庭奉行“五五原则”，即把自己收入的5％捐给公益组织，用5％的时间从事社区义务劳动。
如果一个家庭搬到了新的社区，他们所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能为所生活的社区做点什么”。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到当地的志愿者组织报到，说明他有什么技能，愿意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愿意从事志愿服务的时间。志愿者组织就会为他安排服务内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曾就社区参与做过专门的论文。他评论道：“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之中……但人们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之中，并不意味着他认同这个社区，将这个社区看作是自己的，对这个社区有感情的投入。所谓认同，是指一种‘我们的’意识的形成，对这个‘我们’有一种感情的投入。”
宋庆华说：“社区参与，说起来，大多数都是小事，但作用却很微妙。它让大家有凝聚力，让大家都对自己周边的事情有责任感。有了这种感情，看到垃圾就会捡起来，看到践踏草坪就会制止，看到不法行为就会报警。因为，这个社区，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社会，是我们大家的。”
值得高兴的是，社区参与行为在中国已日渐兴起，很多社区都已直选自己的居委会主任，大家共同商讨社区内的公共活动，而社区居民也在这种种初现的参与活动中，感觉到了快乐。
正像《2003年宁波市海曙区社区发展报告》中一段话所说：“我们被一种力量所感染。这是社会的力量，这是人民的力量。当个人愿意把他的权利和选择融入社区生活的起伏之中的时候，我们至少知道，这个社会是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