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0年，被称为 中国历史研究“激动人心”的一年。是年，由7部委组成领导小组、若干领域专家联合攻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标志性成果―――《夏商周年表》正式向世人公布。依照此年表，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从而将中国史纪年，从司马迁《史记》所载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前移了1229年。这一鉴定，使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煌煌立论，有了“科学依据”。

　 也许，中国历史研究更为“激动人心”的一年，将出现在2012年。按照2002年成立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10年结项的计划，其时，一部全新的100卷、共约3500万字的《清史》，将展示在世人面前。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清史研究专家戴逸教授告诉记者：“像这样，从远古到清代，我们国家就有了一套完整的正史。”

　 戴逸进而阐释：“后人看中国20世纪、21世纪最大的文化贡献是什么呢？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以算一件，但它的分量比清史要小得多。修清史，可以说是一代盛典，把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进行总结，传之后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中央电视台在报道中称，此次清史纂修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

　 清史：小说与电视剧

　 早在《清史》成为一项国家文化工程之前，各种“小说清史”、“影视清史”就已风靡全国。且不论为数众多的野史、戏说，单单只是“严肃”的清史小说和清史剧，就已蔚为大观。当年，湖南作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血祭》、《黑雨》、《野焚》，轰动一时。近年，河南作家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更是传遍中国，走红海外。

　 根据二月河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持续热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公众街谈巷议的焦点。有文艺批评家感慨，《雍正王朝》影响之大，受众之广，深得普通百姓和领导干部的共同喜欢，其原因的确值得研究。坊间甚至有这样的传闻，官员开会，到点大家都催着散会，因为要赶着回去看《雍正王朝》。

　 这位批评家认为，这三部电视剧，从领导干部的角度看，“写了当家之难”；而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可以说是历史情感的宣泄渠道”。

　 然而，同样是清史剧，《走向共和》的轰动效应甚至超过前者，但因其对历史人物评价、价值判断，多与“正史”龃龉，最终难逃“修改”进而“停播”的命运。于是有人感叹，看来清史不仅热闹，也很敏感啊！

　 二月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少领导干部喜欢读他的书，这是确实的事情。但他否认曾有领导干部召见他进行私人交流的传闻。他说：“一些领导干部，他们喜欢读我这个书，是作为政治家，高屋建瓴地从宏观角度来审视当时的历史，来囊括他们对当今社会的治理等等各方面的东西，对不对？那是他们自己的感悟。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一些‘大读者’、一些比较特殊的读者。他们喜欢读我的书，从书里能够感悟到一点儿什么东西，或者批判性地感悟到一点儿什么东西，他们所起到的作用就和一般读者不一样。”

　 二月河称，他并不关注清史工程，因为“那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事情”。

　 清史工程之“今生”

　 2001年4月5日，一些清史专家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清史编纂座谈会。次日，与会13位专家的意见形成文字，签名致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信中称：“我们建议，积极组织力量，迅速启动纂修大型清史的文化工程。”具体建议是：一，成立“清史编纂领导小组”，由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负责，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由著名清史专家组成“清史编纂委员会”，在清史编纂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清史编纂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可在清史编纂委员会领导下负责日常事务性工作。二，希望国家对此项纂修工程予以经费支持。初步预计要投入4000万元至5000万元人民币。

　 这13位专家分别是：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李文海、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朱诚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成崇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锺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龚书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蔡美彪、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家氵晋、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郭成康、北京大学教授王晓秋。

　 据介绍，这封签名信“通过各种渠道”，终于呈交高层，并获得中央4位常委的批示。

　 2002年8月，“清史纂修工程”启动，文化部、中宣部、教育部等14部委组成“国家清史编纂领导小组”，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任组长。同年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戴逸任主任，马大正、朱诚如、成崇德任副主任。

　 签名专家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曾在2001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提出过启动清史工程的工作建议。他认为，工程的最终启动是各方呼吁、水到渠成的结果。其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发表呼吁文章和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提出建议，是两条重要的渠道。但起到最重要作用的，则是那封专家签名信。

　 2003年1月28日，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认为：“清朝长达268年，是我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朝代，对我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还没有正史。民国初期编纂的《清史稿》存在许多历史局限和谬误，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还不能作为国家的正史。”

　 据参加此次座谈会的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戎笙回忆，会上，财政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各部门先后表态，表示全力支持清史工程。

　 清史工程之“前世”

　 如此高规格地纂修清史，在历史上并非首次。

　 清朝覆亡后，北洋政府于1914年启动纂修清史工作，由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设置清史馆，聘赵尔巽为馆长，召集100余名学者参加撰写。由于时局动荡，财政困难，十余年间，纂修工作勉强维持。1927年全书大致完稿，未经总阅修订，便匆促刊刻发行，故名《清史稿》。

　 由于参加修撰者大多是清朝遗老，忠于清廷，故在许多问题上“记载失实，讹误甚多，且评论不公”，如把徐锡麟、秋瑾等革命烈士斥为“乱匪”，而表彰端方、陆钟琦等因抗拒革命而被击毙的清朝官员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又如在记载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只书其事，而不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名。因此，后来的国民政府将《清史稿》列为禁书，“永远封存禁止流行”。封禁《清史稿》后，国民政府拨50万元重修清史，由于抗日战争而未能进行。

　 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曾在延安的窑洞前，给范文澜提过一个问题：满族是东北一个小民族，怎么就把中国都统治了，并且统治了200多年，其中道理何在？毛泽东说：“我很想研究清史，可是现在没时间。”当时，给范文澜当助手的田家英也有志写一部清史，并把这种想法给毛泽东谈过，得到首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董必武曾向中央建议编写清史，这个建议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但是由于当时条件不具备，没有正式展开。1959年，周恩来委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制订清史编纂方案。吴晗雄心勃勃，拟设立“清史馆”，作为常设的修史机构，并由一位副主席或副总理兼任馆长，以调集人才，统一事权。他甚至规划了史馆的建址、内部编制等具体问题。但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一项目也被停下来。经济困难刚结束，毛泽东就邀集范文澜等历史学家，讨论纂修清史的问题。

　 1965年，周恩来委托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召开会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7人“清史编纂委员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郭影秋担任主任委员，组员包括戴逸等6人，同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内成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大型清史的执行机构。这次会议后两个月，姚文元发表了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酝酿多年的清史编纂工作再次被搁置下来。“设立清史所的初衷就是为编纂大型清史做准备的，可以说，清史所的命运和这部清史紧密相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一位教师如此说。

　 “文革”后，邓小平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转发过一封专家来信，信中建议国家开始清史纂修工作。于是，编纂一部大型清史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主持项目的是社科院历史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1979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清史编纂规划（草案）》经过反复讨论，未能立项，主要原因是国家拿不出足够的经费支持这一重大项目。

　 1983年的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放弃了“大清史”，通过了一个“小清史”项目，主要内容是编纂一部清代通史和一部清代人物传。此过程中，据说社科院历史所和人民大学清史所之间在人事、财政和学术观点上产生了矛盾。对此，时任社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主任的王戎笙和副主任郭松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坦然承认，但同时异口同声地强调：“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没什么意思，不必再去提它了。”在目前清史工程的相关历史回顾中，对此则多以“其他各方面原因”一笔带过。

　 最终，由社科院科研局主管，邀集全国各研究单位数十名专家参加，由王戎笙主持编写了《清代全史》，共10卷，300余万字。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完整清史，但戴逸认为其“太简单，只是一般性著作”，远不够作为国家正史。

　 与大陆一样，清史在台湾同样举足轻重。上世纪50年代末，台湾“立法院”通过提案，启动修改《清史稿》以作为“正史”的项目。据曾经研究过台湾此举的王戎笙介绍，修改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即：南明政权、太平天国和晚清辛亥革命。

　 从台湾自身处境出发，修史者改变了《清史稿》中对南明政权的否定观点，认为偏处一隅的南明政权仍为正统，代表着明朝并未灭亡。“这当然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为了对应台湾自己所谓的正统地位。”王戎笙说。另外，《清史稿》否定太平天国，而修改稿认为其应该肯定。对晚清，修改稿则重新确立了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地位。

　 立项之后，蒋介石曾有过批示，大概的意思是各单位务必全力以赴，不分彼此，完成此项工作。经过一年多的紧张修改，700余万字的《清史稿》变为1000余万字的《清史》，质量却并不高。于是，蒋介石最终也没有发话“钦定”此为“正史”，只是由《中央日报》发了一条社论，祝贺《清史》出版云云。

　 近年来，台湾又作《清史稿校注》，订正了《清史稿》中的许多谬误疏漏，然而再修清史之工作始终没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