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谁还有良心的话，就请你站出来，为我可怜的兄弟们做一个证明！”面对日本女孩青山小百合的DV，当年被屠杀的中国劳工中惟一的幸存者萧汉生发出临终前最后的呼喊。2月16日，以超过6％的收视率收兵的电视剧《记忆的证明》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重播。

　 由女导演杨阳执导，中、日、韩三国演员参与演出， 历时4年、辗转中日两国摄制完成的《记忆的证明》，以“二战”期间中国在日战俘和劳工的悲惨遭遇及英勇斗争为题材，透过“过去时”和“现在时”的表现形式，从中日两国当代人的角度理性反思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和泯灭，进而告知世人：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该剧首轮播出后观众反应热烈，专家们认为，该剧不是一个简单地描写抗日战争、表现反侵略主题的作品，它所开掘出来的内涵超过了题材本身，展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堪称生命之痛的历史记忆。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该剧揭示出了人性深处良知的胜利。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一批中国战俘和劳工被抓往日本仓津岛，在暗无天日的洞窖里修筑军事工事。劳工们不堪日军的长期虐待和压迫，进行了一次几乎没有任何成功希望的英勇反抗，遭到了日军的残酷镇压。起义失败后，惟一的幸存者萧汉生回到了祖国。在和平岁月里，萧汉生写下了一本残缺不全但却是个人真实经历的回忆录，在临终前交给了自己的孙子萧忆。为了求证，萧忆在日本女孩青山小百合的帮助下，踏上了寻找历史真相的日本之旅。两个年轻人的心不断接受着历史的拷问，存活的日本老兵们也不得不再一次面对那冷峻的历史记忆……

　 导演杨阳阐释她的创作初衷说，“在民族的痛史面前，记忆永远是痛苦的，特别是加害者至今也没有真正忏悔。因此，记忆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在创作过程中，她越发感到，无论是这场战争的加害方还是被加害方，如何去面对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用怎样的态度去记忆，才能达到反思历史，避免战争，这才是创作者最终的目的。在《记忆的证明》里，杨阳真正想告诉观众的是，“对于自己民族的痛史而言，他人的有意篡改固然可耻，但自己的无意忘却是更大的悲哀，正视历史，对中日两个民族都是重要的。”

　 200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以抗战为题材的各类影视剧成为今年影视圈中的创作热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立项的有60多部，而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至今已有20多部。在众多同类题材集体出击的情况下，如何出新就变得至关重要。《记忆的证明》2003年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录制完成，因题材涉及外交问题历经几次修改。与以往反映抗日题材的作品不同，《记忆的证明》最大特点是在矛盾尖锐的特殊环境中，揭开战争的表层，对人性展开了全面的剖析，从心理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成功地使该剧反映史实而高于史实，在视觉上给人强烈真实感和震撼性的同时，引领观众更加关注于剧情所折射出来的理性与思辨。

　 杨阳表示，在历时4年的创作中，自己的创作基调在慢慢转变，甚至中断拍摄3个月，重新修改剧本。杨阳把这种转变概括为：用理性的反思代替了仇恨，用真心的悲悯慰藉死去的亡灵，用宽容之心面向未来。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准评价说，《记忆的证明》是反法西斯题材影视作品的一个新超越，“它没有回顾政治，但超越了政治的角度，从全人类的角度反思战争，思想内涵及艺术表现力令人震撼”。

　 “《记忆的证明》证明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堪称生命之痛的历史记忆。”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认为，该剧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和审美水准，标志着弘扬主旋律精神的电视剧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它所产生的良好社会效益，是某些一味追求“娱乐”被捧得很高的影视作品望尘莫及的。

　 经过几次谈判和交涉之后，日本公司近日不光买走了这部剧的播映权，还同时买了碟片发行权，马上要在日本的主流电视台播出。制片人李功达表示，我们全剧组最盼望的就是日本人也能看到这部剧，因为历史是要正视的，只有我们国人看到了远远不够，和平是要双方的，只有我们曾经的敌人也看到了、学到了和平的重要性，才能谈到永远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