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和您当年的《牵手》不同，这部《记忆的证明》不但让很多观众每晚守住荧屏，还让他们中的不少人流泪了。怎么想到要拍这样一部作品？

　 杨阳：我在2001年就看到了剧本。后来通过新闻知道了日本修改教科书的事，他们这么做就是让后代不知道祖先的罪行，所以一下坚定了我拍这部戏的信念。作为 受害者，应该有人替他们申诉！《记忆的证明》不是一部简单的电视剧，而是我们全体演职员用心、感情、眼泪打造的一部戏。

　 记者：除了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献礼，《记忆的证明》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杨阳：在和平时期拍摄《记忆的证明》，除了提醒国人居安思危之外，还想告诫有历史劣迹的日本玩火者们，切勿忽视如下信息：一个受害民族的共同记忆一旦被激活，任何企图篡改历史的鼓噪都将被这记忆的怒涛所吞没。《记忆的证明》这个剧名浓缩了作品的全部思想内涵：很多东西其实根本不需要证明，因为―――记忆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记者：《记忆的证明》被称为是“中国版的《辛德勒的名单》”。有媒体说，题材残酷、沉重是很多年轻人对这部戏敬而远之的主要原因之一，您怎么看？

　 杨阳：在拍之前，我已经有意识地把原本沉重残酷的历史减到观众能接受的程度了，如果你真正看到那些老劳工的面孔，听到他们近乎祥林嫂般的诉说，找到记载真实事件的照片，那种残酷程度远远超过电视剧。我也听到过一些年轻观众说，现在工作压力这么大，晚上看电视剧应该轻松娱乐，干吗这么压抑？我只是想说，一年365天几乎有350天都在娱乐，看卿卿我我、戏说、宫廷、美酒咖啡，拿出15天来，沉重一下，思考一下我们的过去并不过分。

　 记者：影片涉及大量当年日军的残暴史实，起用了大批日本演员。但是，今天的日本演员尤其是年轻演员是否了解这段历史，是否认同并接受这段历史？

　 杨阳：我在日本挑演员的时候，首先是给这批十五六岁到二十三四岁的年轻演员讲这个故事。孩子们开始的时候都怀着一份好奇心在那里认真地听，可讲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实在讲不下去了，面对他们那种特纯真的目光，我觉得自己实在无法将那么一个残酷的故事讲下去。但这种念头是一瞬间的事，故事讲完的时候，在场所有的日本孩子都把头低下了。沉默片刻之后我问他们，在听完这个故事后，你们谁还愿意来当这部剧的演员？结果谁都不说话，只有一个男孩站起来说：“我要参加。”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在中学的时候曾有一个老师给他讲过这些有关战争的事，劝他一定要为反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记者：日本演员的积极配合是否影响到您对剧中的日本军官和士兵的形象塑造？有观众反映他们都不是特别凶狠，比如像指挥官冈田，甚至显得彬彬有礼。

　 杨阳：首先是时代背景的问题，那些日本人是在本土监督中国劳工，他们或是从中国战场负伤回来的，在国外打仗可能凶狠，在本土比较松懈；或是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没见过血的小孩，很单纯。还有，我想应该避免那种脸谱化的敌人形象。比如像集中营指挥官冈田，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对中国文化很了解。如果没有那场战争，冈田可能是一个有志向、有理想的青年，是中国人的好朋友，而不应该上战场成为刽子手，战争对于他来说同样是很残酷的。

　 记者：选择韩国演员出演剧中的八路军一角，被一些同行看作是刻意而为的“噱头”，当初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杨阳：韩国演员裴秀彬是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剧组试镜的，在上百个候选人中我一眼看中了裴秀彬，觉得他一身正气、体魄健壮，而且眼神很单纯，没有一丝杂质。后来才知道这位演员是韩国人。韩国人毕竟也是亚洲人，从外形上讲，裴秀彬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角色，他惟一的困难就是语言。我倒不认为他会不理解这段历史，在二战期间，韩国也有被日本侵占的历史。裴秀彬告诉我，他的爷爷就曾经被日本人抓去做过劳工。那段历史是全亚洲都应该记忆的。

　 记者：说到底，您想通过《记忆的证明》证明什么，或者说，抗日题材影视剧应该反思的究竟是什么？

　 杨阳：这一题材的影视作品应该达到这样的效果，即告诉观众，无论战争的加害方还是被加害方，如何去面对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用怎样的态度去记忆，才能达到反思历史，避免战争，这才是创作者最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