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来上海，出老北门，过打狗桥，再行一箭之地，就看到一座洋楼，它就是墨海书馆―――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出版社，编译了许多西方科技书籍。奇怪的是，书馆外围一圈篱笆，上海人路过便指着说：“这就是麦家圈！”手持棍棒，紧趋快跑，不然麦家圈内的十几条大洋狗就会蹿出来咬人，必得乱棍 驱赶，方可突出重围。据说，上海青年曾诱捕洋狗至洋泾浜桥下，将其一举全歼，从此该桥方称打狗桥。

　 翻开近代史教科书，这位墨海书馆馆主麦都思还是中华第一教案的肇事者。1848年3月8日，城隍庙开市，各色小贩摆开摊头。麦都思等三个传教士，趁热闹来散发教会传单。有些山东籍漕运水手讨要“圣纸”，麦都思拒绝提供，因为他知道，“圣纸”给了他们很快就会变成“手纸”。一边不给，一边硬要，喧闹杂沓间有了碰撞，于是中国人喊：“打死洋鬼子！”麦都思与两个伙伴落荒而逃，后面追着四十多个手持撑篙、锄头、棍棒、铁链的漕运水手，终于被追上，一阵暴打。青浦县令闻讯赶来制止时，麦都思等已浑身是血。事后英国领事胁迫上海官员惩办凶手，同时调动兵舰，封锁上海港，禁止漕船出口。两江总督慌了，特派专案组赴沪，一定要把案子办得洋人满意。最后捕获十名水手，定为“殴打和抢夺财物罪”，各打100板子，为首两人充军。麦都思从此臭名昭著，据说正人君子都羞与为伍。上海人提起他就咬牙切齿：“哼！那个死洋鬼子！”麦家圈养洋狗看门大约就在此时。

　 但也有些中国文人学士不在洋狗防范之列，可以自由频繁出入麦家圈，狗的主人麦都思更是远接高迎，礼贤有加。这些人中便有被称为“海上三奇士”的王韬、李善兰和蒋剑人。他们在墨海书馆充任出版编辑，被当时上海人骂为洋奴。但就是他们，与洋人一起，为中国人编译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西方科技著作。

　 在那个时代，被斥为洋奴，千夫所指，压力很大。王韬初入墨海书馆，也骂自己是儒教叛徒，自甘堕落，若不是为了混碗饭吃，老子才不来，“知我者当为我痛哭流涕”。但这碗饭确实很好吃，麦都思开给王韬的薪酬达200两银子，比县官拿的还多，而且家眷全都可以住进馆内。洋人对他们的称呼是“秉笔华士”，备受优容。蒋剑人的儿子后来回忆父亲时说（译文），“洋人捧着金币，聘请我爹撰修《英国志》一书……我爹让洋人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唯恭唯谨，我爹把唾沫啐到他们脸上，没人敢擦。”这过于夸张了。实际上，中国第一代科技翻译出版事业，洋人才子和华人才子缺一不可。

　 洋教士来华，为了传教，多学汉语，但急用先学，毕竟难以精通；华人为在洋人那里混饭吃，也学外语，尤其是英语，同样是临时抱佛脚，登不得大雅之堂。所以开放之初的上海，满大街流行“洋泾浜英语”，英语加上海话，双方听懂就行；书写时，华人的英文中夹杂着中文部首，洋人的汉文里到处是ABCD，连衙门里的文书都这么写。小刀会起义时，这种文字还成了联络密码。但这样的外语和汉语，洋人和华人都不能独自做翻译，尤其是翻译科技书。洋人不是不想自己干，他们干过，自家就有印刷机，译了就出版。但王韬说：那书，他读过，用来盖坛子、糊窗子还算高抬了它，就配扔到茅坑里！毫无疑问，中国人很难写出最地道的英语，洋人很难写出最地道的汉语，只有双方携手，翻译事业方能珠联璧合。

　 除了要吃饭，正是这利国利民的事业吸引中华才子步入墨海书馆。王韬说得最多的话，是李鸿章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蒋剑人说的更明白（译文）：“我来这里，就是想知道，人家的国家为什么这么强大。”至于华夏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一个原因就够了：他从14岁起便汲汲渴求的《几何原本》全本，在中国，就墨海书馆里有。

　 墨海书馆开办16年（1844年～1860年），出版科技书刊不算多，约在20部（种）左右，但所译之书，无论是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植物学、医学、化学、光学、电学和生物学，几乎部部（种种）都有开拓之功。时间长了，王韬等华夏才子与那位引发了中华第一教案的墨海老人麦都思也生出了情感。当麦都思离沪回国时，王韬以诗送别：“知己生平首数公，海邦物望最为崇。从公欲作褰裳想，海云黯黯水舒舒。”

　 麦都思回到英国后，转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