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节目是‘十字路口’，我现在也在选择，想请你帮我选择一下”

　 “向菲姐，你好！”上午10时，正在家里的向菲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你好！你是哪位？”向菲很少给不认识的人留自己的手机号码。

　 “我是昨天给你发短信的人。”对方说的是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慌张而急促。

　 “是你呀！”向菲松了一口气，这是一个自称“杀人在逃的犯罪分子”。前一天，向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神州夜航”栏目值班。她的节目是零时10分到凌晨1时30分。

　 23时38分，短信平台上出现了给她的一条留言：“向菲，您好，我是一名罪犯，正四处逃亡，现在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望提醒一下……”

　 看到短信，向菲马上示意导播按短信显示的号码打回去，她同时提醒：“不要在电话中重复短信内容，给对方留下我的手机号，告诉他节目结束后再联系。”

　 显然，这个自称“罪犯”的人很警觉。导播告诉向菲：“对方说这个号码是朋友的，朋友已经走了，但他可以转告。”

　 节目结束了，向菲的手机一直开着，直觉告诉她，这个人还会和自己联系，但“罪犯”消失了。现在，虽然来电显示的并不是昨天的号码，但向菲断定，这就是昨天那个自称“罪犯”的人。

　 “你叫我向菲姐，那我叫你什么？”

　 “朋友们都叫我辜三，你就叫我辜三吧。”随后，辜三又补充了一句：“辜负的辜。”

　 “姑夫的姑？”向菲问。对方使劲地肯定。向菲想，“有这个姓吗？肯定是假的。”

　 “你昨天发的短信我也看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能跟我说一下吗？”向菲婉转地问辜三。

　 这时辜三突然有些紧张，说话开始语无伦次，似乎恨不得把事情说完之后立即挂掉电话。

　 “1991年还是1993年，我记不清了，我和室友在洗澡时抢拖鞋发生口角，后来他用刀把我的手砍伤。我不服，跑回家拿来一把高压气枪，朝他的小腿上打了一枪，接着捅了他一刀。第二天他死了，我就一直在外面逃……“辜三好像在努力回忆。

　 “这涉及法律问题，你想过怎么办吗？”

　 “你的节目是‘十字路口’，我现在也在选择，想请你帮我选择一下。逃亡生活太累了，生不如死，要不死了算了！”

　 “不要这么做，你有没有找过律师？”

　 电话那边笑了，“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去找律师？也不可能去公安局咨询呀。”

　 “我可以帮你问问律师，怎么和你联系？”

　 “我给你打电话吧。”对方显然还有些犹豫。

　 “就是这个手机号吗？”

　 “我卡里快没钱了。”辜三礼貌而果断地拒绝了，“还是我给你打吧。”

　 两天后，辜三再次给向菲打电话。这次，号码又换了。

　 “向菲姐，帮我问了吗？”声音很急迫。

　 “我咨询了专家，你属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量刑时会从轻考虑……”

　 这次通话，辜三更多地是在听，好像生怕漏掉向菲说的一个字。

　 接下来的几天，辜三不断给向菲打电话，谈自己对家人的思念，谈自己的儿子学习成绩不好，甚至讲起逃亡时抓小偷的壮举。

　 但“自首”两个字两人从没提起。

　 此时已经临近2005年春节。向菲把情况向电台领导汇报了，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她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辜三的心灵得到彻底的解脱。

　 可就在这时，辜三突然中断了联系。

　 大年初三，辜三失踪多日后给向菲打来电话：“向菲姐，我要到北京自首，能见到你吗？”

　 要自首？向菲很高兴，但她不赞成到北京自首。“你可以在当地，也可以到老家。”

　 “在广东一个人找公安局我不敢，到老家见到老婆孩子我又想跑了。”现在，对方已经不避讳自己逃亡的方位了。

　 “你到北京只有一个结果。”向菲提醒说。

　 “我知道，我就是来自首的。”辜三这次显得很平静。

　 2月17日（正月初九）上午10时许，向菲正在和台里的领导商量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接辜三，手机突然响了：“向菲姐，我到了，我在楼下。”

　 “在哪儿？”向菲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楼下。”说这话时，辜三的口气轻松而且兴奋。两人约定在马路对面见面。

　 “你是辜三吧？我是向菲。”在约定的地点，向菲伸手致意。

　 辜三有些紧张，刚想把手伸出来又缩了回去，但看到向菲手还伸着，慌忙把手放在衣服上蹭了蹭，伸出来握着向菲的指尖轻轻摇晃了两下。

　 “你好像比声音年轻。”

　 “你也比我原先想像得帅。”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朋友互相恭维着。

　 “我还怕见不到你，要是在火车上让警察抓住，我就请求他带我到电台看一下，看这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我就满足了。”辜三边说边打开随身携带的小皮箱，里面都是破衣服，最好的一件穿在了身上。皮箱最上面是一个旧照片袋，上面写着向菲和他通话用的所有电话号码。

　 “我害怕你会给我卫星定位，如果通话时间过长，就能把我抓住。”这时，辜三告诉了向菲最初通话时的真实想法，“现在，我真诚地感谢你！”

　 向菲这时才知道，辜三的真名叫辜海军，也更多地了解了他的逃亡生涯：12年来，他像是一只惊弓之鸟，一直提心吊胆地活着，从四川、河北、新疆再到广东，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个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1999年，他逃到新疆。因为没有身份证，他只能找最苦最累的活儿干―――在一个小煤矿里当挖煤工人。他觉得既然自己见不得光，那么躲在地底下是最安全的，因为身份特殊，他不敢与人交往，就想拼命地干活多挣点钱，这样可以让老婆和儿子的生活过得宽裕些，但是他的惊恐丝毫没有减弱。

　 从开始逃亡那一天起，辜海军的心灵就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这副枷锁让他不能轻松地吃饭，安稳地睡一个好觉。他不止一次地想过自杀。

　 两个小时后，向菲陪同辜海军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自首。

　 2月18日下午3时，向菲在拘留所再次见到了辜海军。脚镣声哗啦哗啦传来，辜海军却显得很平静，甚至还带着笑容。向菲知道：“他解脱了。”

　 “你没带警察来呀，就不怕我是荆轲刺秦王？”

　 一名杀人在逃犯向主持人自首，这在广播电台的历史上还不多见。2月22日凌晨，辜海军的故事被制作成一期节目在“中国之声？神州夜航”中播出，题目就叫“抉择”。一时间，听众反响热烈。也有不少人声称要自首，但很多号码是经常参与节目的，一看就是恶作剧。

　 但真的还是来了。

　 2005年3月24日深夜，向菲和往常一样做着节目直播前的准备工作，节目将在零点10分播出。

　 直播前半小时，23点34分，短信平台上出现了一条短信：“向菲姐，我也要走孤（辜）三的路，站（暂）不要告诉别人。”与辜海军有条不紊的短信不同，这条短信别字连篇。

　 “哎呀！又来了一个？”向菲不禁嘟囔了一句。但向菲还是宁可信其有，做完节目后记下了这个号码。

　 第二天上午10时，向菲给对方回了一个短信：“你好，我是向菲，你好端端的干吗要走辜三的路啊？”

　 一小时后，对方回信：“向菲姐，我上演了一部武松传！”

　 “武松传？！”向菲感觉里面有问题，很快又给对方回了一条短信：现在都是现代社会了，扮演历史人物可不容易，你怎么当了武松呢？你是武松啊，还是武松传里的其他人物啊？

　 “你怎么就看不懂我的话呢！”向菲并不急于探究对方，但对方明显很急。

　 20多条短信往来后，这个自称“袁国栋”的人觉得短信里根本说不清楚：“向菲姐，我可以跟你通电话吗？”

　 第二天上午10时许，正在家中的向菲接到了电话。

　 “向菲姐，我现在讲话不方便，你明白吗？”很浓重的陕西口音，“晚上8点以后我给你打电话。”

　 晚上9时，电话打过来了。

　 “你叫我向菲姐，你多大了？”向菲尽力打消对方的顾虑。

　 “我今年35。”

　 “35岁了，那是很成熟的一个男人了！”电话那边传来豪爽的笑声，声音特别大，向菲不得不把手机拿得离耳朵远远的。显然，对方是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向菲甚至听到了类似蛐蛐的叫声。后来，袁国栋告诉向菲，自己经常是半夜到这个墓地给她打电话。

　 “这个时候没有人听见，听见的也都是埋在地下的。”袁国栋学名袁炳涛，家住陕西省礼泉县。2001年11月，袁炳涛因怀疑在县招待所上班的妻子有外遇，到招待所探查。在确认妻子和一名男子睡在一起后，他用刀杀死了妻子的情人并将妻子刺伤后逃跑。

　 “向菲姐，我痛苦到什么程度，连哭都不能哭。一个大男人，如果流眼泪，人家会觉得很奇怪，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想哭的时候我就躲到野地里面，放声大哭，哭得痛痛快快之后我再回去。”

　 “向菲姐，我从广播里听那个辜海军的声音，我猜他40多岁了，我觉得他自首晚了，如果早点自首，谁都会算这笔账啊，12年他都快出来了，现在不是有好日子过了吗？”

　 “辜三今年才31岁。”向菲纠正说。

　 “那他犯事犯得早。你看我比他聪明，我才跑了4年就要自首了。”

　 这次通话，他们聊了近40分钟。随后的几次通话中，向菲开始和袁炳涛讨论自首的细节。袁炳涛希望向菲能够陪他去自首。

　 “我感觉他内心里还是有一种恐惧。”向菲经常拿袁炳涛和辜海军对比，同样希望自首，一个非常坚定，一个略显犹豫。还有一个明显不同，一个基本是在正常情况下打电话，一个是不分时间地点。

　 3月31日凌晨6时许，还在睡梦中的向菲又一次接到了袁炳涛的电话。

　 “我在草地里面蹲着呢。庄稼人干活起得早，我就跑到草地里头给你打电话。我决定了，第二遍农药已经打完了，第三遍来不及了，我不能再等了，我要到北京自首。你陪着我去自首吧。”

　 4月1日上午10时，向菲的手机再一次响起，袁炳涛告诉她，自己已经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一双绿胶鞋，深蓝色的裤子皱皱巴巴，背一个破牛仔包，指甲缝里都是泥。见到向菲，第一句话，“你没带警察来呀，就不怕我是荆轲刺秦王？”

　 “我答应陪你自首的，没带警察。”向菲说。随后，他们找了一个茶馆，点了两大盘饺子，袁炳涛呼噜呼噜一会儿功夫就吃完了。“这是我第一次踏实地吃饭！”

　 “你报道的题目是―――抉择，我今天给你们写信是―――放弃”

　 辜海军自首专题《抉择》影响的不仅仅是袁炳涛一人。除了要求自首的，节目还意外地制止了一次酝酿多年的“谋杀”。

　 这个人就是今年54岁的吉林省辽源市人陈德祥。

　 陈德祥没有什么文化，一直在煤矿工作。年轻时好打架，“上班就盼中午，出厂子好打人”。即使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脾气还是改不了，妻子与他的矛盾越来越深。

　 1995年3月，忍无可忍的妻子借口外出打工一去不复返。陈德祥憋了一口气：“不杀你全家，我誓不罢休！”

　 等了10年，自以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陈德祥开始实施他的复仇计划：烧光了家里的衣服家具，卖掉房子，主动到单位要求下岗，然后在岳母家附近租了一间房，平时蹬三轮谋生，同时监视岳母一家人的出入。

　 他甚至还买了一桶汽油和一瓶农药，准备在正月十五那天，先放火把妻子一家烧死，然后自己服毒自尽。

　 “谋杀”正在紧锣密鼓的预谋中，然而这时他听到了震撼心灵的声音。

　 一天，陈德祥从垃圾桶里捡到了一个没有后盖的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太破了，有时能听清，有时听不清。恰巧，他听清了辜海军自首的专题。

　 听到辜海军给姐姐打电话时充满忏悔的痛哭声，他想到了自己年近80的父亲。“老父亲一生烟酒不沾，为人忠厚，自己这样，怎么对得起他？”

　 “如果不收到你们的电波，没有你们帮助我，想一想又有多少条人命，连我自己在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3月4日夜，陈德祥给向菲写了一封信，“你报道的题目是―――抉择，我今天给你们写信是―――放弃。”

　 “和辜海军不同，陈德祥需要的是一盆凉水，浇灭他不理智的复仇的火焰。”向菲说，“一个真诚的声音能让逃犯悔悟，逃犯真诚的声音能让失去理智的人放下屠刀。”

　 事实上，在深夜收听“神州夜航”的听众中，不止有辜海军、袁炳涛以及陈德祥这样的特殊人群，还有大量的学生、自由职业者。

　 “我们的听众是社会中承受压力较大的一群人，而夜谈节目的参与性拉近了主持人与听众的距离。”“神州夜航”主持人魏胜利说，节目的听众主要集中在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自由职业者以及学生，这些人恰恰是社会中承受压力较大的一群。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夜航”于2005年年初开播，属于夜谈类节目。向菲主持的节目叫“所以生活”，播出的形式是每期选择真实的事件，在需要作出选择的部分设置悬念，让听众进行短信参与，发表意见。

　 和向菲一样，魏胜利也接触了很多需要倾诉的人的邮件。

　 “我是鼓了很大的勇气才给你发邮件的，我想你一定可以帮我解决这个困扰了我很久的思想问题！”这是一名大学男生的来信。

　 “我可能同性恋！简单地说，我从初中就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喜欢别人的照顾和呵护！在高中的时候，我和一个男同学关系很好！在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个词，只知道希望学习的时候和他在一起，如果有机会上大学，就在一起上大学！后来，他去了别的学校！但我却想得很开，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比较单纯吧！

　 “上大学后，一次误打误撞，进入了一些‘同志’网站！想想还有许多人与自己是一样的，我从心里坦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后来我和一个人相识了，我们的心中都把彼此当作爱人了！后来他毕业了，我们分开了。我也因此带着伤痛过了一个很郁闷的暑假！

　 “我以为我不会再和别的男人交往了，因为，我到现在还深爱着他！可是，老天真的很捉弄人，今年刚开学的时候我和另外一个人相识了！开始我对他很冷漠，后来，我渐渐地接受了他，我开始喜欢他，说实话，我很想再投入地爱一次！忘记过去！也就是在上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说我现在真正接受了他的时候，他却犹豫了！他原来刚刚和以前的一个朋友分手，现在还没有忘记他，听到这句话，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自己的心情！尽管他说过，我们先从普通朋友做起，但我真的想退缩，我害怕再受伤！

　 “有时候感觉，像我这种人活在这个世界很无耻！说实话，有时候真想死，但想到自己从读书到现在没有给父母一天好日子过，这样离开他们，我真的很对不起他们！

　 “大魏，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些好的指导！如果你认为我们这样的另类人很可耻的话，那我就打扰你了！”

　 “深夜是思考者的时间，也是寂寞者的时间。白天越是繁忙，夜晚的梳理越是必需；白天越是喧闹，夜晚的孤寂越是深刻。”魏胜利说，“夜晚也是沟通心灵的时间―――在放松的情绪中人与人才有可能真正交流起来―――不论是什么职业、什么工作，我们都把他当成朋友，认真倾听。”

　 “不是我劝他们，他们才自首，前提是他们非常希望自首”

　 不到两个月，两名杀人在逃犯通过广播电台投案自首，向菲也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接待记者多了，报道多了，向菲开始给记者“纠错”。

　 有媒体说，是在向菲的劝说下，两名犯罪嫌疑人才自首。

　 “不是我劝他们，他们才自首，前提是他们非常希望自首。”向菲这样比喻，如果把辜海军、袁炳涛的自首行为比作一壶开水的话，其实他们自己已经烧到了99℃。而广播里他们信任的声音与语言，为他们添了一把柴，加了一把火，给了他们需要的那1度，让他们有勇气、有信心完成这个选择。

　 “我只是一个倾听者。”向菲这样给自己定位。

　 “在辜海军眼中，主持人是强者。他认为，无论从学识到经验，从个人角色到社会地位，他自己都是弱势。恰恰因为如此，要得到他的信任，不能恃强显强。平视对方，换位思考，还有真诚的态度，是建立信任的基础。而所有这些，在两个人无法面对面的情况下，声音与语言是惟一表达意图的载体。”

　 向菲这样倾听：

　 辜海军说朋友叫他“辜三儿”，对方没有追问他的真实姓名；

　 他提到家乡的趣事，对方没有追问具体地址；

　 他不愿意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对方说24小时开机，随时等着他的电话。警觉慢慢消失。

　 他说在逃亡中做了哪些好事，对方给予肯定。

　 总之，所有他不想说的对方一概不问，在辜海军眼里，向菲是一个可以放心倾诉、认真倾听的朋友。

　 向菲和“神州夜航”的同事至今还在关注一个没能成功劝说他自首的人。

　 在辜海军事件后不久，“神州夜航”接到了署名“守夜人？盼天亮”的求助信：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落后的山区，家境非常贫穷，小时候经常穿姐姐穿过的衣服。幸好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给我自卑的心里增添了一些自信。

　 “就在我以优异成绩考上高中时，不幸的事接连发生，父亲、哥哥、嫂嫂得病，家里卖光了所有的东西。

　 “村里人经常欺负我们。我17岁那年夏天，晚上在外面乘凉睡觉，一个人故意找茬儿骂我。我实在忍无可忍，还了几句，他却捡起石头扔了过来。慌忙中，我顺手拿起头枕着的木板打他手里的另一块石头，没料到打在他的头上，第二天天快亮了，有人告诉我母亲那个人还躺在地上。后来，我得知那人死了，赶紧逃跑了。

　 “到了他乡，我既害怕又后悔，自首吧，如果判死刑，不能报答养育我的父母。从此，我就在担惊受怕中痛苦煎熬。逃亡中，考上了中专不能上，找到工作不能长干。后来在北京一所民办高校毕业，可因为没有身份证，我只能在边远的农村过行尸走肉般的日子。”

　 ……

　 在“神州夜航”的一期节目中，魏胜利播出了这封信，并呼吁：“我们真心想帮助你，愿做你的朋友……”

　 如果不出意外，这可能是第三个投案自首的逃犯。“守夜人？盼天亮”也在信中表达了他的感激：“听了专家的分析和朋友们的劝告，思想上多年的负荷减轻了很多，我一定要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负责。但我的家庭太贫困了，我希望先为他们解决经济问题，再去自首。”

　 “我们还会继续关注‘盼天亮’，我们不知道他的地址，无法和他联系。”魏胜利说：“我们能做的是，认真倾听，让他感觉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他可以相信的人。”

　 “为什么无处诉说，没人愿意倾听，更重要的是信仰问题”

　 如果你有心事，你会对谁倾诉？是身边的人吗？向菲不止一次地提出这个问题。

　 辜海军说：“我不可能对别人说。”逃亡中，因为没有身份证，他只能找最苦最累的活儿干―――宁愿在一个小煤矿里当挖煤工人―――躲在地底下是最安全的。他不敢与人交往，即使逃亡期间娶妻生子，但对妻子，他也不敢讲出真话。

　 同样，袁炳涛也不敢和人交往，惟一的信息渠道就是广播。“别人的事我不想问，自己的事更不希望别人知道。”

　 其实，他们在逃亡中最想知道的是法律上面临什么处罚，但信息的大门是紧闭的。

　 “如果有人倾听，悲剧还会不会发生？”在追踪采访袁炳涛时，向菲试图探究这个问题。

　 4月11日，本报记者和向菲一同赶到袁炳涛的家乡。这是一个偏僻的村庄，雪白的梨花飘出清香。

　 袁炳涛家也是一片洁白。前一天，袁炳涛逃亡时日夜思念的父亲刚刚下葬，白色的挽联贴在家门口。

　 在这个远离县城的小村，一点小事也会顷刻间传遍。袁炳涛杀人前，很多人知道他的妻子有外遇，但没人和袁炳涛说。

　 在家人眼里，这个家里的老小“内向、不爱说话”。没人知道他的心事，大家忙得也没有心思去想他会有什么心事。

　 “我脾气暴，动不动就骂人。”大哥袁炳财说，“弟弟们尊重我，可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他经常和同村的袁炳杰下棋，应该是和他关系最好。”三哥袁炳辉这样推断。

　 “我和他关系一般。他好多事不愿和别人说，跟我说话时也含含糊糊。”显然，63岁的袁炳杰并不认为和34岁的袁炳涛有多深的交情。

　 “不要说辜海军、袁炳涛这样的逃犯，就是正常人也面临向谁诉说的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说，“因为我们的社会缺少倾听。”

　 李玫瑾一直关注“辜海军现象”，也在探究人们在交往中出现的问题。

　 李玫瑾注意到一种现象：人的接触范围日益扩大，人和人的交往程度却越来越浅。

　 “这类似一个物理现象，用钉子钉木板很容易，但用面积大一点的东西就钉不进去。我可能认识很多人，却连一个真心朋友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心理交流问题就出现了。”

　 李玫瑾对犯罪心理有深入研究。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案发生之后，她研究了所有相关材料，访问了办案人员，还专门为马加爵设计了心理问卷进行测试，写出了上万字的《马加爵的犯罪心理分析报告》。

　 “人本质上是社会动物，离不开交流。马加爵在逃亡中没人可以诉说，每天面对大海，他给自己录了两盘录音。”

　 “随着社会急剧发展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人们的身体空间越来越近，但心理空间越来越远。”李玫瑾说，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你往往会发现找不到倾诉的对象，亲人帮不上忙，同事之间有利益冲突不可能公开说。人们需要找到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倾听者。上世纪40～50年代，人们习惯在日记中倾诉，生活节奏加快后，人们又习惯去网络聊天室、去各种热线中寻找安慰。

　 “为什么无处诉说？没人愿意倾听，更重要的是信仰问题。”李玫瑾说，“人们普遍缺乏心理支持。”

　 马加爵事件发生后，李玫瑾曾参加过一次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研讨会，一些专家提出“加强科学教育，破除有神论”。

　 李玫瑾对后半句话持不同意见。“我同意宣传无神论，但现在的问题是，神一点力量都没有。犯罪心理问题的根本是没有敬畏之心，上至贪官下至小偷，共同点是都以为自己很聪明，没有任何敬畏。如果人有信仰，后果应该有所不同。”

　 李玫瑾说：“在普遍缺乏心理支持的今天，如何对国人，特别是非党员和底层人群进行信仰教育，这才是真正需要重视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