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县，位于河北沧州地 界，东西跨大运河两岸。

　 四月，把我引到青县的是它的“新模式”。

　 “手里没米，叫鸡都不灵。”青县的县委书记形容基层干部曾有的尴尬和无奈。

　 2002年，青县试点并推广了一种村治“新模式”，这个模式被不少学者和官员称之为“青县模式”。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绿皮书2004―2005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有一个专题专谈青县模式。

　 “青县模式”新在哪？

　 青县的干部回答得很直白：“共产党也要过民主关！”

　 社科院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高度评价青县模式：“为中国共产党在施政方式和施政能力的提高上，做了非常好的探索。所以，它的意义不在于简单的村治上。”

　 “实行这种新法儿后，当干部的想尽一切办法，实行民主”

　 在大勃留村办公楼里，我见到韩之忠等村民代表。这个村以韩姓居多，上千口人。

　 大勃留村的《村民自治章程》规定：村民代表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每5－15户选出一名代表。

　 村民代表要“讨论决定本村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重大建设及新上工副业项目的大宗开支”。村内所有收支票据，须经村代会民主理财小组定期审核。对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群众意见大的村干部，村民代表有权提请村代会研究，经村民讨论决定，进行撤换……

　 我问他们：开会花时间，不耽误干农活、做生意吗？爱当这个代表？

　 “爱当！”村民代表韩之忠大着嗓门道，“俺是15户村民选的，这是信任，俺是代表他们来开会；在会上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为咱村，多干点好事，不好吗？”

　 大勃留村现有43名村民代表，他们称凡有重大事情，几十口人坐在一块商议。

　 “一个村子，能有什么重大事？”我问。

　 “怎么没有？像建生态文明村，搞规划啦，这就涉及到家家户户的利益……”

　 村民代表讲“新模式”实行以前，村里脏乱得不像样子。污水、粪水流满地，排水不畅，一到下雨天就互相打架。主街、小街道两旁，全是私搭乱建的违章小房，挤得没法过车。村里家家户户门口都堆着柴火垛子，头上就是乱七八糟的电线。“着火，都没法救，全村要水没有。往年，村里一年怎么着，都得着十几把火。”“这柴火垛子，几百年就这么搁门口。老娘们做饭，到门口抱捆柴草就得。你叫她搬村外头，这事很难办。要是没村民代表支持，根本推不动。”村民代表韩世达讲。

　 韩世达在村里算是个老板，办了家门窗厂。他讲现在农民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这地是我的，我想干吗你管不着。

　 “原来我都不想在这村里住了，我可以住县城。为什么？太脏、太乱，没人管理，没人收拾。你看现在这村，虽然不比城里，照过去比，强多了。”

　 听说他当上村民代表后，掏了3万来块钱支援村里。我问：你当代表，不会只掏钱吧？

　 “村里哪儿有问题，我就提出来。”“以前不可以提吗？”

　 “提？向谁提？你向当官的提，他喝醉了，你谁啊？没渠道提，而且提了也没用。你就是有心，有力，钱给谁？以前有了不满，只能个人生闷气。‘新模式’的好处，就是有组织有依靠，有意见有地儿说去。”

　 “说了，不听，咋办？”我追问。

　 他立马从椅子上直起身子道：“不听，我再组织大伙说去，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大家都不同意，这事就给否决了。再干，也就不合法！”

　 别人也接着话茬道：“我觉这事行，就举手同意；不行，就不举手，不盖章子。”

　 “什么章子？”我以为是什么“公章”。

　 结果是每个村民代表都有一个自己的印章，是县里统一刻的。“不盖不行，你说你没同意，将来村民有意见，有你盖的章子在。凡是经村民大会同意的决议，就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了。”

　 干部收买村民代表怎么办？我举了个例子：某地的村干部想卖村里的地，为了让村民代表同意，村主任就领代表们外出旅游。

　 “你们村能保证不出这类事？”

　 韩之忠的嗓门更高了：“俺一分钱不拿，他们又不给俺开工资。能当上代表，也是俺那15户村民选的，为什么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我们什么也不要！”别的代表也信誓旦旦地道。

　 “不管怎么说，实行这种新法儿后，当干部的想尽一切办法，实行民主，透明度确实高了。”

　 “以前，村民跟村干部矛盾积累太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也不公开。”

　 村代会里设有理财小组和民主监督小组。章程规定，村里的财务开支，会计记的账，支书签了字的，都得经理财小组审核，然后上墙公布。

　 韩世达认为这么做，能制约村干部干坏事。“别处有的村干部，就跟土匪一样，吃喝嫖赌占全了。像我们村，有村代会这层组织在，有理财小组在，他们就不敢。你白条子来了，是不合理的花销，就给你抽出来，就不签字，不给报，看你咋办？”

　 “万一他们假借名目，乱花钱呢？”

　 “这个理财小组，都是村里有头脑、精明的人。你说你买了什么，拿出来大伙瞅瞅。村代会如果真把它的权力发挥出来，还真能起到监督两委班子的作用。两委好了，就能推动村子的发展。”

　 他们总结道：新模式，让村民代表有了真正的决策权、监督权。

　 他们指着坐在一旁的村主任道：“村干部再想干点儿偷偷摸摸的事，不好干哩！”

　 “村里任何事，都必须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否则，不具有合法性”

　 韩志华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是大勃留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和村代会主席，42岁，曾在北京当过兵，在沧州工作过。

　 “这么跟你说吧，那会儿，我每次回村都感到特压抑、沉闷。一进村里，感觉就好像死了一样！”

　 村里盖了3层办公楼，楼起来了，没人管，所有的门窗都没玻璃，楼内到处是垃圾、粪便。村里一共欠国家几百万元贷款，欠村民67万。

　 “村班子都健全，拿着高工资，可没人干事，吃喝玩呗。一是不作为，另外，也干不起来，工作推不开。老百姓怨声载道，但没法儿。”

　 韩志华说自己先是经党内选举，当选村党支部书记。“40多个党员，我才跑了一两票。好多人当时并不了解我，为什么选我？主要是对老班子不认可，是对他们的否定。”2003年5月，经村民代表选举，韩志华当上村代会主席。

　 平时，他以村支书的身份主持工作；有事需决定，再以村代会主席身份召集村民代表开会。

　 “上任后，村里没一分钱，那也得干事啊。我个人先拿了4万块启动。”他介绍道。当时，全村男女老少都出工，连80岁的老头子都出来干活。把街面收拾出来了，柴草垛子搬出村，光是违建小房就拆了80多间，有个浴池盖时花了两万多块，也拆了，眼下村里正在修桥。最后，村里一些老板，给村里捐了13万块钱。

　 我问韩志华：“你说你廉洁，老百姓也得有个渠道知道你清白；假如你吃了回扣，占了村里的便宜，老百姓知道了，会怎样？”

　 “村里人，看人看得很透，眼睛亮着哪，处处盯着你。我们的理财小组和监督小组，走一笔钱，报一笔账，都一项项审查，然后上墙公开；你要是以权谋私，民心就没了，以后，想干吗也没人听你的了。另外，村代会也可以罢免你。”

　 去年年初，村里事多，招待费也多，餐费拿到村代会上讨论，不合理的开支不给报。韩志华说他一年工资一万，去年只拿到8千，被扣掉两千块餐费。

　 村干部每天早上开例会，这周村里开过一次村代会。韩志华和村主任一样，反反复复地强调：什么事，须经村代会表决，同意了，才合法。

　 “前不久，我们想把村外集体种的树包给个人，现在村里没什么收入，花钱雇人管理也不一定管好，这事上了村代会，结果被否决了。”

　 代表们说，这树基本成活了，不用太管它。你要包给个人，近旁的路，这两年会不会扩建？如果修路，就要刨树，刨树就得给补偿，明明是集体种下的树，让个人拿钱落好，不公平。

　 韩志华双手一摊：“看看，我们就没想到这些，好多事都是这样。”

　 村班子刚成立，干部们热情地向村民提出大干：硬化路面、绿化乡村、整治街道、修桥等等。村民代表“梆”地来一条：去年，村南边那片洼地，下雨涝了好几百亩，你们村班子，是不是先组织人修条排水沟，把排涝问题解决了。结果，村委会就去找人，挖了一条2500米的排水沟。“村民代表对你们工作影响大吗？”我问韩志华。

　 “很大！”他立刻答道。

　 两年干下来，韩志华说原先设想的事，基本都办到了。工作起来很顺畅，没什么牵制。现在，最大的压力就是发展的压力。

　 他又提到村里招商引资建中药厂的事，图纸设备早弄好了，但快两年了，还引不进来，村代会上有争议。

　 “你是村代会主席，开不开会，还不是你说了算。”

　 “不开不行，要形成决议，必须由村民代表盖章子，签字才有效。”他再次强调：我们村班子都有这种意识，村里任何事，都必须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否则，不具有合法性。是好事，早晚会通过。

　 “你现在和村主任是个什么关系？”

　 “配合关系。”村主任负责具体办事，像要种树了，他就去安排人，然后领着种。“村民代表决定事，村主任具体操办事，那还要你这个支书干吗？”

　 韩志华的神态刹时变得肃然，口气挺深沉地道：“灵魂呵！”

　 “你得想法儿融进去，让老百姓觉得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金牛镇党委副书记张贤明，人很健谈，说话爽直。金牛镇共32个村，大勃留村是他包的村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他也当过村支书。“那时候，支书是一言九鼎。我们村修路，有房在前头挡着，做工作做不通，我就开上铲车，铲了他的房。”

　 “这么霸道也行得通？”

　 “现在再这么干，就不行！人们的民主、法律意识都增强了，而且政策环境也不允许。”

　 实行“新模式”后，干部们到底有哪些转变？张贤明归纳如下：

　 以前，是干部个人说了算，这事你看对了，你说了算；看错了，你也说了算。现在，你考虑的事，经两委班子认可，拿出一个方案，放到村代会，让代表们说到底对村里有没有利，只有有利于大多数老百姓的事，才可能通过。

　 “一者是，取得一定法律效力；二个是，取得老百姓同意，他们才会支持你，帮你工作。实行了这套法儿，像大勃留这样的村，确实发生很大变化，村容村貌变了不说，人的精神面貌也变了。可以说，99％的人心基本稳定。”

　 “99％，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包他们村，来过多少次。在车上、在街里，听老百姓议论，跟老百姓交谈。曾经有人到他们村，在街上随便拉人问，都赞同。”

　 我问张贤明：在你们乡，要是村支书还是个人说了算，老百姓又能咋地？“‘新模式’搞得好的村，老百姓有意见可以提出；搞得不好的村，用老百姓的话说，我不理你那碴儿。比如，你想拆临街违建，想扒我房，我就不搭理你，你就不敢扒。硬扒，我就去告你，干部也没法儿。”

　 他的结论是：以前干部的领导方式、作风，早已不适应今天的社会环境了。

　 “村民自治，也不是不要领导，领导到多咱都得有，都是核心，问题是怎么个领导法。你老是站在老百姓之外，指手划脚的，现在他们可以不理睬你。你得想法儿融进去，让老百姓觉得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更不能闹对立，顺应民意，才得民心。”

　 突然，他的话题一转，语调稍显低沉地道：“现在，当乡镇干部，也难了！以前，只管上传下达，对领导负责，让领导满意就得。现在，得考虑村民代表的意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难当了！”

　 “我们找到了病根：实际上，就是个政治参与问题”

　 现任青县县委书记赵超英，有多年农村基层工作的经历。

　 自打农村实行“大包干”后，他们这些基层出身的干部，最明显的感受是：农民“不听话”了！再后来是干群关系紧张，上访农民越来越多，大部分村子“两委”之间闹矛盾。

　 赵超英的另一发现是：现在，农民不仅仅是土地的主人，还是他自己的主人；过去只有一个脑袋，如今人人都有自己的脑袋。

　 “对社会来讲，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可是，这种情形下的农村该如何治理？赵超英说他一直绷着思考这根筋。青县模式，历经了漫长的探索过程，最后在一个村的刺激下，渐渐成形。

　 这个村叫时楼村，曾是青县有名的乱村、上访村。整个村分南院、北院。南院人多，选票多，当干部的自然多，得到村里好处也多，像去村办纸箱厂上班等。北院人少，当干部的少，受益也少。两院冲突愈演愈烈，北院上访告状不断，他们告南院，也就是告村干部村务、厂务不公开。闹到后来，村民们提出“坚决分村”。

　 赵超英回忆说：“我们派工作组下去，问题并不像村民反映的那么严重。找来找去，我们找到了病根：实际上，就是个政治参与问题。”

　 好歹想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召集一个政治协商会，南院、北院的人都参加。可协商会成立不足月就散了，原因是两边人说不到一块，而且这个协商会也不合法。“我们又从现有的政治资源上找，《村委会组织法》提到成立村代会，但这个村代会是一个没什么实权，由村委会召集，非经常性的组织。我们要做的是，怎么让村代会由虚变实，真正把农村管理的实权赋予村代会。村民自治是个基本法，以前，我们把载体放在村委会上，对村代会认识不够。”

　 “全县乃至全国，干群矛盾、两委矛盾，为什么那么尖锐？实际犯的都是一个病：就是四个民主落实不到位。”

　 赵超英搬着手指说：四个民主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过去，我们只落实了一个，就是民主选举，直选之后就算完事了，并没有真正实现其它民主。实际上，这是民主的空壳化。”

　 他打了个比方：就好像设计一部机器，光有发动机，没有刹手；或者只有刹手，没有发动机，机器都不可能正常运转。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他们设计出一套村治“新模式”：村代会作主，党支部依法领导，村委会办事。

　 再具体点说就是：凡村代会通过的事，不论对错，都得照办；党的领导，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不具强制性，抓大放小，主要抓民心，起到领导核心作用；村委会与村代会的关系，不是上下级，不是政治同盟，而是监督与被监督。

　 农村选举到目前为止是第6届，有人说是越选越乱，但赵超英不这么看，他认为在青县是越来越好。

　 “过去，因为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有话没地方说，平时民间的政治主张没办法表达，惟一参与的机会就是选举。所以选举中，老百姓的表达是随意、无序的，是在借选举之机，发泄过去的积怨，所以才造成选举的混乱。

　 “平时就有表达的渠道，参与的机会，该表达的表达了，该发泄的发泄了，没了积怨，就能够理性地处理村里的事务。”

　 青县于2002年试点“新模式”。2003年全县推广。

　 谈到效果，赵超英轻松地说道：“对那些乱村、上访告状村，用这个法儿治，特别灵。”

　 青县县委提供的数字：全县农村信访总量2003年比2002年下降11％，2004年又比2003年同期下降了26．8％。2003年以来，全县有37个上访村自动息访。

　 “过去，干群关系剑拔弩张。现在，老百姓自己的事自己作主、自己定，就是定错了，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有的农民就说了：自己的事自己管，错了也没得怨，我还告谁去？”

　 赵超英去曹寺乡胡甸子村，一个老乡对他说：“以前吧，村干部说了，行也不行；现在，村代会说了，不行也得行！”这个村个别人欠了多年的土地承包费和农业税，经村民代表做工作，结果两个半天就交齐了。

　 “在现在的农村，道德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村住着，最怕得罪老乡，最怕被人戳脊梁骨。村民代表大多是家族长式的人物，或是村里管事的，像红白理事会的总理。他们算是村里比较优秀、脑子灵活、办事公道、有号召力的人。

　 “当上村民代表是一种政治荣誉，能做明白人、体面人、理事的人，这在农村很重要。家里有个红白事，得有人到场，人越多越好。在农村，家里老人去世，假如没人去，那可是最大的耻辱。

　 “从某种程度上说，村民敢得罪村干部，但没人愿意得罪村民代表。”

　 “现在，党的权威靠同意，也就是民意。大伙同意的事你才能办，你才有权办，这才是权威的合法性”

　 《青县村级组织规则》中有一条：村支书要竞选村代会主席，威信低、形象差、能力弱，未能当选的，一般要调整。实际上就是，竞选失利的村支书，要引咎辞职。在青县，约有85％的村支书当选。

　 有人对此不理解：村代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干吗非让村支书掺和进去？也有人评价甚高，说这正是“青县模式”破题之处，有胆量、有智慧，是忧党、忧国、忧民之举。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认为：青县模式，不仅解决了村治模式问题，而且解决了共产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解决了基层党组织退化问题。他说：“共产党必须有基层政权，必须有政权意识。”“执政党必须树立接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巩固人民群众基础的观念。”

　 青县县委组织部王副部长：“村支书为保证自己当选，会自我约束，体现民意，赢得民心。竞选，他不仅要过党员关，还要过村民代表关。”

　 赵超英说：“老是向老百姓伸手要，要钱要命的，群众对干部十分不满，矛盾越来越激化。”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两委”闹矛盾的实质，是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村党支部“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领导和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支持和保障村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因此，不少人以为，村里的大事小情，都应是村党支部说了算，其他村组织，只要尊重和执行党支部的决策就得。“村委会组织法”和中央有关文件规定，“村里的大事，尤其是与家家户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都要经村民大会和村民选出的代表讨论，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所以，村委会不与党支部研究、协商，就可召开村民会议决策。

　 “在这种体制框架内，两委不出矛盾才奇怪呢。党支部、村委会，都争着为民作主。现在好了，让老百姓自己作主，你们一块合作干事，想办法让老百姓满意才行。”

　 但也有些人，抱着老黄历不撒手：“党，就是一把手！就是老大！就得说了算！”

　 县委书记说：“他们根本不了解现在下边的情况。别忘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老站在外头，自以为自己是老大，可人家都不听你的了，你咋办？不直面现在的社会环境，太缺乏竞争意识、忧患意识。”

　 组织部副部长说：“你得直接融入民主中，才能学会领导民主。怎么领导？就是依法领导。村代会是个新载体，党的领导要渗透到村民自治组织中，而不是游离在外。在法律框架内，靠协商、合作、民主、法治的方式、方法领导。”

　 采访中，赵超英的一番话，颇有深意：

　 “过去，党的权威靠实力，靠对生产资料的掌控；现在，党的权威靠同意，也就是民意。大伙同意的事你才能办，你才有权办，这才是权威的合法性。”

　 我问他：作为县委书记，用了新法儿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赵超英眉开眼笑地回答：“老实讲，以前我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真的不知道。因为农村处于一种极度不和谐的状态，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出乱子。

　 “现在，我不敢说绝对没事，但可以肯定，凡是‘新模式’落实到位的村，基本上没事。就是有事，也能自己消化、解决掉。因为，它们已经有了自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