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是社会各界呼吁多年，却一直没在法律上得到解决的问题。尽管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个人所得税法（修订）》作为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修订后将对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做出调整，但新税法出台仍需时日。因此不少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不等新税法出台就纷纷提高了个人所 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其中广州、深圳提高到1600元、北京1200元、上海1400元等。这种做法是否违法，社会上存在争议。（5月23日《新京报》）

　 800元的扣除标准自1980年起就开始实施，25年一直未变，显然早已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正如很多人抱怨的，在上海、深圳等城市，月薪1500元都很难过日子了，难道还要交税吗？

　 而国际通行的个人所得税立法原则是：人民的基本生活费用不得征税。如果这些地区将800元定为免征额，就势必侵犯人民的基本生活费用。由于起征点太低，大部分税赋落到收入较低的工薪阶层身上，个人所得税本应起到的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作用，如今却形成了“劫贫济富”的后果，与法律出台时的目的相悖。广州、深圳等地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是合乎实情也合乎民意的务实之举。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地方政府并没有随意改变税法规定的权力。在新税法修订完成前，各地出台地方政策的行为在形式上确实有违法的嫌疑。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如何看待擅自调高个税起征点在法律上引起的争议呢？

　 从法律上看，擅自提高个税起征点的行为确实是违法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合乎情理的，在公众的心目中是正当的。倒是800元的标准让人们对法律产生了质疑，并成为不少人逃税的理由。因此，一些城市没有严格执行800元的起征标准，而是对其做出变通―――这就是一个合法但不良的法律所遭遇的典型尴尬：它没有被认真执行，反而会维护公众的利益；它如果被认真地执行，反而会在人们心中造成不公平感，会打消人们对法律的敬畏，甚至会损害社会的法治精神。

　 以往我们对法治的理解，大多停留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础上，但是随着公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逐渐认识到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错误或不适当的立法本身就违背了法治精神。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实质法治应具备双重标准，即良好的法律与普遍的服从，而良好的法律是法治的基础。当然，法律相对社会变化会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个税起征点25年不变早已严重脱离实际，显示出相关部门在立法上的因循守旧和无所作为。若论对法治建设的影响，不良立法远比执法不严更损害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