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富北京论坛上，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总裁胡茂元豪言壮语风光无限，而其学徒工的身份也被媒体发掘出来作为传奇津津乐道。只是这种传奇很难再现―――不是上汽不会有新的总裁，而是学徒工的时代不再。当年以师带徒培养技工的模式已经衰落，代之而起的中职高职，改变的不仅仅是技工成长的通道，还有其间难以触摸 的许多情怀。社会上日益严峻的“技工荒”也说明，新的模式还需要更大的努力和更长久的磨合。

　 记者调查了北京多个当年在计划经济下红火一时的厂办技校，目前大多或撤或改消失不见，在其故地上是一处处拔地而起的写字楼或者商品住宅。首钢高级技工学校算是仅存不多的尚能保持些许旧貌且继续显示活力的老技校之一，通过合并再造成功跨过了50个年头，如今每年仍能招收2000余名学生。只是它的条件特殊，一是背靠首钢这棵依然葱绿的大树，二来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得到了北京财政大力的支持。而其他成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千所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则没有那么幸运，多数都成为历史的烟尘。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高等应用教育研究所所长江小明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前的技校大多由实力雄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根据自己的需要创办，其师资财政多由企业支付，是企业办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培养的技术工人一般也是内部消化，所以在那个二产为王的年代，技校曾经是很多人不错的出路和选择。“我一个同学当年考到昌平某个技校学习精密仪器时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在那个年代，产业工人的地位不容置疑，特别是技术工人更是被人高看一眼，收入也不差，八级工的工资不比大学副教授少，所以很多孩子在考不上大学或者家境不太好的情况下大都喜欢进入技校学习，谋求一技之长，为生存立根本。

　 不过这种稳定的供需结构随着整个社会的变动而不复存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很多大型国企相继陷入困境，经济能力日薄西山，养工人都养不起更别说养教育，厂办技校不仅在资金来源上出现困难，所培养的学员也无处可安排，逐渐难以为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位曾经在某大厂技校做过老师的退休人员说，他所在的厂子先是倒闭了，红火时招过几百人的技校自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当时教育部门不管，劳动部门不理，学校自身又缺乏适应市场的能力无处挂靠，很快也办不下去了。“当初的校址现在变成公共绿地了。”他的眼神里不无留恋。

　 与此同时，和厂办技校及当时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学徒制也走过了辉煌期。“以师带徒是传承技术的一个古老方式，曾经起过非常巨大的作用，但是现在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土壤。”江小明说，当代经济和技术的快速更新需要批量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节奏更快的供给办法，精工细磨的学徒制显然力不从心；对当代技术工人更高跟大量的理论素质要求，也让它无法和现在实行的培训班制相抗衡；另外，近乎父子式的学徒制更是需要社会基本文化的支撑，但是如今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不可能提供这种支撑了。“在那个时期，不管是师傅还是徒弟都在学习技术的过程中投入了很大感情，彼此负有不小的责任和义务。这在人际关系日渐疏离的今天，如果还如此要求显然过高，人们更加愿意通过经济利益的纽带来加强个人的关系”。

　 以培训班为主体形式的中职和高职多少算是混血儿，脱胎于原来的技校而嫁接了国外的成分。它们取代厂办技校成为职业教育的主流，但是即使把试点时间算上，也不过二十几年的历史，对于整个经济的适应性还在经受着考验。如今，我们时常看到的情况是，一方面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另一方面企业招不到自己需要的工人。一段时期以来，“技工荒”几乎成为全国大合唱，各个城市都在报自己技工缺口××万人。在一次展示职业教育成果的大会上，有的企业甚至大发疑问：“为什么我们出高薪却聘不到高素质的工人？”这些问题的出现跟技工培养模式的根本转型和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简单理解“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规模扩张，有莫大的关系。

　 厂办技校的衰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它给正在转型为主要由高等学校办职业教育的模式带来一个难题：由于技工的培养单位和技工的需求单位不再是一个系统，两者如何沟通？江小明认为，教育系统来办职业教育，不管如何努力都难免有和实际需求相脱节的危险。事实上，当前由于企业没有义务帮助学校来为学生提供实践条件，相关政策也不能保证如此做法的企业一定能获得相应的回报，所以企业根本没有内在动力给学校搭建平台，所造成的后果是技工培养在根子上存在严重的缺陷，这包括培养出来的学生自身素质无法令人满意，并且与企业的需求不相符合，以致导致就业困难。

　 虽然宏观层面国务院组织多个部门要求通力合作解决职业教育的实习难，微观层面各个学校使出浑身解数与企业谋求合作，但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很多校企合作协议仍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大量合作仅仅停留在让学生们参观企业一类的活动上，真正能够提供岗位让学生锻炼的很少。而如果让学校自己独立承担学生的实践活动，一则财力不许，二则设备和技术更新也跟不上。没有实践经验，何来技术工人的成长？因此，虽然我国职业教育网络已然庞大至几千万人，中高级技工的比例却没有相应的提升。记者接触的几家中职和高职的领导人都对学生实习一筹莫展，有一个学校学生的实习都能在黑板上进行，另一家到学生实习期间只好采取“放羊”的办法，谁有能力谁去找接收单位。例外的只是少数，首钢高级技工学校的一名教师告诉前来咨询的一名家长，他们学校的实习困难不大，因为北京市给每个学生实习补贴3000元。江小明所在的联合大学也因为依托北京顺义汽车城而给学生的实习带来不小的便利。

　 培训班模式的另外一个难题是，在厂办技校的情况下，工厂是根据自己岗位的需要和企业的发展自行培养人才的，它不存在专业不对口的问题；而教育系统办职高专业的设置则不能完全和社会需求同步，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江小明比较了2001年、2002年、2003年高职毕业生量最大的10个专业和社会需求量大的10个专业后发现，当会计成为热门的时候，各个学校一拥而上；但是等到学生毕业时，会计需求量早就饱和。“当前高职和中职的专业设置追求时髦严重，学校和家长都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和功利色彩，而宏观层面的指导又缺乏控制，所以出现了教育的长周期和需求的短暂性的矛盾，其表现就是大量的人员剩余和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同时并存。”

　 记者在不少中高职学校最新的招生简章上看到，各个学校之间专业设置雷同严重，满眼都是计算机或者经济类专业，而且很多学校不顾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建设所谓热门专业。一位高职校长无奈地告诉记者，不是他不知道这么做的危害性，而是家长、学生愿意报考这些专业，不设置招不来生源。“追风是死，不追死得更快。”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名誉会长潘懋元教授认为，现代社会需要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各行各业的生产、管理、服务的职业性人才，这就意味着需要一个成熟的高职教育独立体系去承担。而“成熟”不仅仅是指以就业为导向，并引入“双师”师资、灵活课程设置机制，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和政策体系的配套建设，学校自己也要注意抵制把职业教育办成大学本科压缩版的诱惑。

　 江小明则建议说，由于和厂办技校学徒制一起崩溃的还有原来的技工工资制度和认证制度，国家有必要建立新的规范的工资制度，健全认证级别制度。劳动部门虽然已经划定职业界限，但是还需要细致到工种层面，不然无法体现差别，也不利于技工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