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涉嫌受贿22．5万元，一审被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对于此判决，检方认为量刑畸轻，提出“抗诉”，而余斌认为量刑畸重，提出上诉。目前二审正在进行中，争论的焦点在于：余斌收受的22．5万元财物中，有近15万元已被余斌主动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这 15万元算不算受贿？

　 其实，我们还可以替余斌设想另一种选择―――不是将赃款用于扶贫，而是将赃款存入“廉政账户”。那么，果真如此，对余斌收受的这15万，又该如何判定呢？我想，从一些地方的纪委文件中可以找到标准答案。

　 将赃款存入“廉政账户”就可免受刑事追究，将赃款用于扶贫却依然逃脱不了法律的惩处，同样是“取之于贿，用之于民”，为何结果却如此不同？所以，在我看来，余斌一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廉政账户”的契机。

　 有一个概念必须厘清：受贿为何是一种“罪”？如果这个概念不厘清，那么也许就会出现如下可能：官员收受钱财，不管是用于扶贫还是存入“廉政账户”，不仅不是一种罪，还是一种贡献。

　 受贿之所以为“罪”，不在受贿本身，而在受贿是一种交换―――受贿的官员拿什么跟行贿的人交换？拿国家的、集体的、公民的利益，而且也绝对不会是对等的利益。受贿之所以为“罪”，其本质在此。

　 一个官员用于扶贫或存入廉政账户的赃款越多，其给国家、集体、公民的利益造成的危害、损失就越大。从这个角度上看，“廉政账户”的进账越多，收不回的呆账就可能越多―――国家的损失随着“概不追究”而被一笔勾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