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央文献研究室曾经编写过许多领袖传记，如《毛泽东传》、《周恩来》以及十大元帅的传记，与同类的领袖传记相比，这本书有什么新特点？
曹应旺：与以前出版的领袖传记相比，这本书有两个鲜明的重要特点：一是它在时间上比其他传记跨度大，从上世纪初一直写到本世纪初，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后的历史
多有涉及，为研究新时期党史开了一个好头。
二是主要写陈云是如何做经济工作的，这与其他传记在内容上有所不同。陈云长时期领导财经工作，从延安，到东北，直到主持全国经济工作，是一步一步的，主要是依靠他不断积累的经验，依靠他的独立思考，这一过程在书中都做了详细的介绍。他被人们称作是“危难时期的经济学家”，他的许多论断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记者：这本书总共有135万字，应该说是目前陈云传记中最厚的一本，请您具体谈谈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它与同类的陈云传记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曹应旺：这本书从1996年开始撰写，到现在已经有9年时间了。完成这部书，我们主要是分三步。为了写好这部书，我们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翻阅了大量的与陈云有关的档案材料，采访了五六十位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与其他陈云传记相比，这本书第一手资料多，有权威性。我们看了许多一般人看不到的内部档案，而采访到那么多的部级干部，一般人也做不到。我们还参看了毛、朱、刘、周等的档案材料。同时，查阅了大量的当时的背景资料，因为写传记需要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还看了许多人的经济著作。这就花了好几年时间。如果说第一步是认识陈云，那么第二步就是要学习他，主要是写出框架。第三步是把它写出来。因此，相比来说，这部书资料最详细，下的功夫多，自然也就高一些、深一些。
而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关陈云的著作，有些是回忆录，有些是资料性的书，也有国外作者写的书，如大卫？M？贝奇曼的《陈云》，这些书的分量比较轻，资料不充分，并且有些地方写错了。当然，大卫？M？贝奇曼写的《陈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写作方法上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帮助。
记者：作为本书的主要写作者之一，在写作过程中，陈云在哪些方面是最让您感动的？
曹应旺：最让我感动的是他那种不顾个人名利、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比如，“大跃进”时，浮夸风横行，他敢于顶住压力，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由原定的2700万吨至3000万吨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上一步步地降下来，最后降到1300万吨上。为此，毛泽东称赞：“陈云同志的话是很正确的”，“真理在这一个人手里”。“大跃进”之后，经济失衡，人民生活严重困难。1962年夏，陈云敢于向毛泽东进言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他虽因此受到冷落，却为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先导。
记者：您曾研究陈云多年，您怎样评价陈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贡献？
曹应旺：陈云在长达70年的革命、建设、改革的生涯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经工作方面，陈云多谋善断，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做出了全面而杰出的贡献。他是开国以来财经工作的统帅，也是开国以来财经领域影响最大的智囊人物，堪称新中国财经第一人。
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王任重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记者：我们知道，“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陈云的名言，他之所以能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取得那样大的成功，是不是与他坚持这种思想方法有关？
曹应旺：是的。在《陈云传》的写作中，我感到，他做出那么大贡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谋善断、思想方法对头。掌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这是陈云多谋善断的基础。陈云一直提倡“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有步骤地前进。这是陈云多谋善断的重要特点。党的十二大提出了“翻两番”的奋斗目标，这个奋斗目标是由邓小平提出的，而分两个阶段来实现却是陈云提出的，也就是说，邓小平提出了“翻两番”的奋斗目标、陈云同志提出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两个阶段，因此他们两人的思想是互补的。我认为，陈云能做到多谋善断、思想方法对头，又缘于他坚定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正确地对待个人生死名利的态度、不断地刻苦学习的精神。
记者：《陈云传》中写道，在参加革命之前，陈云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工，进商务印书馆之前他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刚当学徒时连报纸也看不懂。而在此后7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生涯中，他却能写出许多精彩的传世之作，这说明他很重视学习。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的。
曹应旺：的确，陈云是一个很善于学习的人。在延安时，陈云挤出时间坚持学习是出了名的。他工作之余，不打扑克，也不跳舞，全力地读书学习。毛泽东夸奖“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他联系实际，读了大量党的基本理论的著作、哲学著作和经济学著作。这为他后来在经济工作、党的建设、思想方法方面的重大建树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