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启功先生千万个学生中的普通一员，我深深怀念离去的大师，同时也满怀思索和忧虑―――我们的时代还能造就出这样的大师吗？”还没来得及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启祥教授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声带哽咽。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她曾因《红楼梦》的校注工作和启功先生有 过较多来往。

　 吕启祥说，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大师的成长过程来反观现在的学者个体和教育、学术体制。启功先生早年生活清苦，没念过大学，全靠自学、勤学、苦学，砥砺成才，成为学问博、通、专、精，文史书画造诣深厚的一代大家。这样的学术积淀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取得的，除了孜孜不倦地向传统学、向社会学、向实践学外，也和启功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人生态度密不可分。先生为人淡泊洒脱，为学平易而不故作艰深，也正因此而终成大家。

　 吕启祥举了两个例子：10余年前一次碰巧看到启功先生的工资条，他说自己从不存款，没有积蓄；1984年，启功先生在《自题小照》中写道，“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淡泊洒脱可见一斑。

　 吕启祥认为，现在的教育、学术界更多的是“浮躁的风气、功利的心态和僵硬的体制”，往往用量化标准来衡量学术成就，这样的土壤很难造就大师级的人物。当年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长陈垣把身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师的启功带到师大，最终成就一代大师，如果放到现在，只有中学学历的启先生恐怕很难登上大学讲坛。

　 吕启祥说，大师凋零，感慨之余我们应更多地思考，如何为未来的大师提供好的土壤和空气，如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这或许是对远去的大师们最好的慰藉。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从互联网上获悉启老过世的消息，深感惋惜，并由此想到了今年4月刚刚过世的费孝通等大师。

　 刘梦溪认为，我们现在的大师大都产生于百年前的清末民初。“那个时代恰逢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瓦解和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正是在东西方文化的激荡中，产生了一代伟大的学人。”像梁启超、王国维、粱漱溟、章太炎等等，均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大师。而启功先生、张岱年先生这一代，则是20世纪大师的遗影。

　 刘梦溪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几个产生大师的重要时代。一是晚周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这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而中国第一批思想家在那个时代涌现。

　 二是明末清初，那个时期中国又有一批大思想家出现。比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等。

　 三是清末民初。刘梦溪将这三个阶段称之为“晚周、晚明、晚清，三晚。”

　 刘梦溪认为，现在之所以不容易出现大师，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出现的断层关系很大，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教育都有很多问题。没有相当好的教育怎么可能出一些大知识分子呢？”

　 时代环境也造成了一些差别。刘梦溪表示，在大师产生的那个时代，中国文史哲学术发展繁荣，而现在我们讲的大师，实际上是讲人文学术的大师。因此，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大师的出现，与历史环境有关系。”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剑雄教授指出，要成就一位大师，除了天赋、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态度等个人因素外，也需要良好的客观条件和环境。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同时兼具这诸多要素，惟其如此，大师的出现从来就是凤毛麟角。社会的物质条件可以逐步积累，并且一定是越来越进步，人文条件却并不必然如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很可能看不到下一位大师的出现。

　 葛剑雄认为，自己这一代中年学者在求学过程中恰逢各种运动此起彼伏，这是“先天不足”，而在治学过程中又曾受到各种不正确观念的影响，走过一些弯路。至于年轻一代学者，他们的父母则往往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传统文化涵养。葛剑雄举例说，西谚有云“三代培养一位贵族”，试想，一对知青父母又怎能对子女的文化底蕴起到太多潜移默化的作用？

　 葛剑雄指出，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极端观念流行。我们往往过于强调竞争，却忽视了对个体的人格塑造和全面陶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但葛剑雄同时也强调，费孝通这样的大师成长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我国的很多学科还处于初创阶段，客观上使他们能够在年轻时就占据学术高地，这是时代所赋予的特殊条件。而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各学科的学术水平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学者即使有启功那样的水平，也不太可能再拥有那样的绝对权威。从这个角度说，学者个人可能很难超越已经远去的大师们，但学术水平的整体提升仍然不可抹煞。

　 葛剑雄表示，大师已经为学界和社会贡献良多，似乎不应再向他们索取些什么，但希望仍健在的大师们能将学养尽可能传输给年轻一代的学者，毕竟，这是国家和民族弥足珍贵的瑰宝。

　 本报北京6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