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杨宪益先生是活得最洒脱、最随意之人。仿佛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有烟与酒例外。

　 他几乎从来烟不离手，酒不离口。不喝茶，不喝饮料，咖啡也很少喝。

　 有一次，我邀请他到郑州越秀学术讲座演讲，题目是《中外打油诗比较》。午餐喝下快半斤白酒，下午演讲时，再举着白兰地酒杯，喝上一口 ，畅谈几句，再喝上一口，少有的陶醉状态。台下人听得、看得如醉如痴。

　 抗战之前，杨宪益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时与英国姑娘戴乃迭相爱结婚。戴乃迭晚年曾在朋友面前开玩笑说，她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传统文化。虽是玩笑话，但也说明在戴乃迭眼里，两者之间的确有一个完美的结合。他天性乐于顺其自然，无拘无束，在中国传统文人中，竹林七贤恐怕是他最为倾慕的先贤。他喜欢收藏字画，喜欢吟诗，喜欢在酒中陶醉。

　 这是一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人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鲁迅选集》等，达百余种。

　 杨先生与我不止一次谈起他的“文革”中的牢狱之灾，那口气，那神态，就仿佛在讲与自身无关的传奇故事，或者青年时代的某次冒险。在他看来，监狱便是一个小社会。对他这种留洋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与那些小偷小摸、抢劫犯等形形色色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实在是前所未有的磨炼。

　 自得其乐是支撑杨宪益的惟一方式。更多的时候，他是坐在一旁听那些年轻的狱友讲各自的故事。熄灯之后入睡前的那段时间，是他感到最难熬的。这时，他便默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或者他所熟悉的其他英国文学的片断。他遇到过一位好学的年轻人请教英语，便偷偷教他唱英国歌曲。歌的内容总是与喝酒有关。

　 有时他还给大家背唐诗。他背过白居易的《长恨歌》，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次数多了，有的人也跟着念，学着背。这也差一点儿惹起麻烦。一个犯人向狱方揭发，说杨宪益教大家念《长恨歌》，他恨什么，是恨共产党。这样的举报最终不了了之。相反由于杨宪益在狱友中间人缘极好，大家知道了他被举报的事情后，那位举报者立即受到唾弃和嘲弄，甚至有人要揍他。

　 1976年刚粉碎“四人帮”时，杨宪益写了一首《狂言》：“兴来纵酒发狂言，历尽风霜锷未残。大跃进中易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好乘东风策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从那时起，他和戴乃迭就以一种“不怕重回狱”的姿态生存着。

　 打油诗从此真正成了他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不受限制的自由王国。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想骂就骂。朋友之间，吟诗唱和；俯仰之间，惟我独尊。“久无金屋藏娇志，幸有银翘解毒丸”，这是他的名句，在友人间盛传至今。1990年3月，他写了一首《无题》：“母老妻衰畏远行，劫灰飞尽古今平。莫言天意怜幽草，幸喜人间重晚晴。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是非论定他年事，臣脑如何早似冰。”

　 几年前，戴乃迭去世，杨宪益写下一首缅怀诗，如今挂在客厅里，与他朝夕相对：“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两年，杨宪益患重病后行走不便，遵医嘱，酒不能再喝了，烟尚能偶尔抽抽。他说少了许多乐趣。

　 好在还有老朋友相聚。好在他还可以写打油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