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我呢，就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是塞林格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经典段落。如今，在上海边缘地带莘庄购房而居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 ，则将自己定位为“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那天，在自家书房里接受采访的朱大可不无自嘲：“我注定要成为一个孤独的守望者。”住在22层高楼上的他，甚至生发这样的幻觉―――自己就像是坐在加缪那座著名的山上，日复一日地守望着那些推着巨石上山的文化工匠们。

　 于是，就有了最近新出的《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这本书收录了朱大可1999～2004年间撰写的大部分文化批评文章，内容涉及文学、书评、大众文化、时政等领域。这是朱大可关乎文化研究的转型之作。

　 1994年，处于声名鼎盛时期的朱大可，辞去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职，前往澳大利亚。到澳洲后，他几乎停止了书写。他说：“我像一株卷曲的孤树，被澳洲大陆的风沙所吞没。”

　 2001年，朱大可回国定居，但他心灵上回归“故里”，却是在1999年。那一年，他的文学批评集《聒噪的时代》出版，这被文化圈内普遍视为朱大可“复出”文坛的标志事件。

　 重返中国文坛不久，朱大可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文学“离婚”。“我跟文学离婚已无可挽回。”―――两年前，朱大可的这个声音，几乎传遍了文化圈。

　 在最新的《守望者的文化月历》中，一些人看到，如今的朱大可，视野已经从文学领域，转向更为宽泛的文化批评领域。

　 虽然，关注文学的一些言论还是被放在该书第一辑，但从数量上看，不过是“舞蹈的盲肠”，可有可无或聊胜于无。在这本书里，能够与文学批评扯得上一点儿关系的，只有《甜蜜的行旅》（即批评“文化口红”的那篇名作）一篇。

　 由此，有人认为，另外两辑文化评论，才是《守》一书的压轴之卷。在这里，朱大可的目光所向涉及电影、音乐、建筑、疾病、性别乃至春节文化等领域。他从大文化的角度，打破专业研究藩篱，以批评的眼光，解剖现实世界里的文化病症。他说：“文化批评的使命是要利用它制造的话语压力去修改不合理的文化制度，把它推向更加合乎人性和谐成长的状态，使它在自由的批评和讨论中发展出创新与开放的机制。”

　 在朱大可的书房，有一堵直顶天花板的“书墙”。守着这堵“书墙”的朱大可，至今，每天的阅读时间是固定的：两小时；读书地点也是固定的：一个在书房，那里有一套“用以读学术书”的沙发，沙发边上是精致的落地灯，“这种区域性照明能够营造封闭和专注的氛围”；另一个是床头，“一本书和一个柔软的枕头，它们的组合，把我引向睡眠。”睡足后的朱大可，就陆续有了已收入《守》一书中那一篇篇带有文化批评意味的作品。

　 话语是朱大可手中的利刃。“在词语技巧上，我浸淫了35年以上的时光。”正因如此，朱大可的写作风格被人称为“朱语”，他的文化批评，被人称之为“文化酷评”，并俨然成风。但显然，对“酷评成风”，朱大可本人并不以然，他说：“酷评只是文化建构的前提，绝不是其本身。”

　 不过，有人认为，实际上，在那些看似冷酷、决绝的文字背后，隐藏着的是朱大可的“不死心”。

　 解读朱大可内心的“钥匙”，就在书中那篇《我坐在加缪先生的山顶上》的读书感怀当中。在文中，朱大可表达了对加缪的最大敬意，因为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以最悲怆的面貌引出了希望”。

　 朱大可写道：“在1980年代的人文瓶颈里，汉语思想在紧张地寻找着出路。越过那些喧闹的政治黄昏，加缪的星光照亮了我的迷惘。……我突然意识到，基于我与话语之石的秘密契约，也基于汉语的这种严重溃退，我成了无数西西弗中的一个。”

　 一方面，百般表达着他对当代文学的厌倦，另一方面，文字又难掩他心中对文学的爱与痛。这就是朱大可。作为“文化守望者”，朱大可试图对中国文化作出“正确性”判断，以个人之力抵抗溃退文化大潮；然而，同时，他却又把自己定位在加缪那不可抵达的山顶之上，望着山下来客徒劳无功地重复着推石上山的动作，深感悲伤，又充满期待。

　 今年9月，朱大可将离开现在执教的大学，前往同济大学刚组建的文化批评研究所就职。只不过，不知道那里将是朱大可新的文化守望之处，抑或是他推石上山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