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女”决战落下帷幕，各地方电视台“选秀”节目开始接连出现，“超女”经济热潮刚刚开始―――在“超女”热潮回落之时，专家学者似乎多了一些冷静、一些理性。
朱大可 文化批评家、学者
这是一次“娱乐科考”
“超女”很像是一场现代娱乐圈的公开科考，它是灰姑娘从底层向上爬升的
一个宏大仪式。它与以往的“野蛮女友时代”飞扬跋扈的女权至上的特征不同，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裸选”和“民选”。前者是在镜头前直接展示淘汰机制，后者是利用手机进行投票。同时，它唤醒了平民大众的灰姑娘情结，也就是唤醒了普通民众尤其是青春期女孩社会爬升的激情。因此可以看作是“野蛮女友时代”的另一种延伸。
在一个社会剧烈分层的年代，“超女直升机”不仅为灰姑娘们直达社会上层提供了捷径，而且为那些荧屏前的观众提供了人生希望。观众总是选择某个参赛者，在其身上投射自己的秘密愿望，这就形成了所谓“粉丝”的庞大队伍。参赛者的输赢决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指涉了他背后的全体“粉丝”的希望与梦想。
陈晓明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精英文化对“超女”并不宽容
“超女”现象代表了当代文化的裂变。中国传统文化是“精英主义”占主流，来自普通民众的大众文化缺少必要的土壤。“超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狂潮无疑是大众文化兴起的表现。大众文化的特征就是城市化、消费化、娱乐化、大众化。它与“野蛮女友”的共性在于都具有庸俗化的大众文化的特征。
央视对“超女”庸俗化的批评，体现了社会根深蒂固的精英文化意识，也体现了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不宽容。其实，大众文化原本就是庸俗的，同时，大众文化也是泡沫性的，由于可复制性和可模拟性强，很容易便自生自灭。人的文化消费是多层次的，庸俗一点儿不必大惊小怪。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对“超女”宽容一点儿。
张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客座研究员
幻觉“海选”，真实利润
“超女”实际上是商品经济背景下的一项娱乐活动。参与者以大学生为主，而且背后有家庭和校方的资金支持。到了金字塔的塔尖，还有唱片公司和各种财团势力的介入。因此，我们不要产生一种海选幻觉。参与者―――超女、支持者―――女迷、组织者―――官方媒体、操纵者―――资金和宣传，能够从中各取所需，这恰恰是商品市场的特征。
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在操作模式和营销策略上高人一筹。在“超女”这一新型商品营销中，每一个环节都设计得天衣无缝――“励志”、“眼泪”、“抒情”、“姐妹情”都是包装纸。可以说，这个节目的商业运作模式是很成功的，它抓住了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从商品经济和符号生产的角度来看，他们不过是重组了一个符号系统，重述了一个消费故事，膨胀了一种特殊商品产生的狂欢气氛。在这里，节目收视率、点击率、广告、官方资本及其利润等商品经济的“终极目标”恰恰被人遗忘了。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批评家
娱乐节目的革命
“超女”节目标志着电视节目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继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1992年东方时空之后电视节目的又一个里程碑。它改变了中国电视的功能，可以说是给了人性的弱点一次放纵的机会。
过去是文化训导大众，现在是明星娱乐大众，而超级女声是大众娱乐大众。它的成功是基于亚洲尤其是中国卡拉OK文化的普及，过去是“秀”给几个人看，现在是“秀”给大众看。
更重要的是，“野蛮女友”和“超级女声”的消费群体都以青少年为主。这说明大众文化消费正在日益青少年化，青少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消费的主体。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代，接受教育最多的一代，最有能力消费的一代。未来，他们将支配文化走向，支配大众兴趣。所以他们的兴趣将日益主宰社会。“野蛮女友时代”和“超级女声运动”体现的就是他们的兴趣对大众文化的主宰。郭敬明、周杰伦的大红大紫正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