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几年前，章桦在北 京的大兴替人打理一间小发廊，在发廊隔壁的咖啡店里，她认识了李京红。

　 李京红给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一个留长发的男人，穿着黑衬衣、黑牛仔裤。不像大款也不太像艺术家，看不出是个好人还是坏人，给人的感觉怪怪的。

　 “他点了一杯咖啡，只坐了一刻钟就走了，还一人给了我们一百块钱。当时几个女孩吓坏了，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企图。”

　 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一身黑衣的神秘男人，用一台DV摄像机改变了她的命运。

　 “我们是这样看不起自已，别人也是这样看我们的”

　 章桦是浙江衢州人，家乡大坑村，是一座大山环绕的村子，翠竹满坡，溪水清流，但用章桦的话说“就是一个穷山沟，特别想出来”。16岁时，章桦第一次离开大坑村，在绍兴一家纺织厂当了一年女工。

　 章家没男孩，有4个女儿，她爸教育姐妹们打小就要自立，自己上山砍毛竹，挣学费，还要求她们每人学会一门手艺。章桦跟二姐章微学了美发，又在镇上开了一间叫“姐妹”的小理发店。后来，俩人又把店开进城里，到了衢州市。

　 章桦那年18岁，姐姐21岁。知道是两个乡下女孩开的发廊，地痞流氓常来捣乱，赖坐在店里不走，特烦人。晚上姐俩儿也不敢住在店里，怕有人砸门。

　 “乡下人和城里人区别还是很大的，一开口就能听出来。他们就欺负你，瞧不起你。”这样，姐俩去了更远的昆明。

　 1997年正月十五，章桦独自来到北京大兴。在大兴的小发廊里，她一个人要干店里所有的活儿，洗、剪、吹、烫。因为只有她一个人，每晚9时就关门。发廊隔壁是家咖啡馆，开店的是个东北来的女孩，章桦没地方去，天天晚上过去帮忙、聊天，这样，她在咖啡店里遇见了李京红。

　 一天晚上，章桦回到租住的房子，开门就傻了：屋里进了贼，阳台的玻璃窗被砸烂，一地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一夜，3个同住的女孩说什么也不敢再待在屋里，可在北京又没熟人。情急之下，章桦想起了只见过两次面的李京红。

　 一个小时后，李京红真的开车来了。在大兴他有一处一居室的房子。放下3个女孩，告诉她们放心住，他就走了。这事，让章桦挺感动，也改变了对李京红的印象。

　 “我那会儿的心态就是：我们是一群被社会淘汰的人，一群没文化的人，干着卑微的职业，我们是这样看不起自己，别人也是这样看我们的。还没遇到过像他这样的男人，不但没歧视、嫌弃我们，还帮我们。”

　 2000年，章桦去深圳开了一家自己的发廊。发廊在通往沙头角的路边，只有二十来平方米，开门冲着一条大马路，抬头就能看见梧桐山。

　 店一开张，李京红拎着一台DV摄像机来了，对着她们拍。章桦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认为拍着玩，玩几天就走人。但李京红一直没走，还是天天拿着摄像机对着她们。章桦后来听人说，这会儿的李京红企业倒闭破产，只带了一千块钱开车到深圳，正处在事业迷茫、没有目标时期。

　 突然有一天，李京红跟章桦说：我要搬来跟你们一块住，我没钱交房租了。章桦不同意：我们都是女孩子，你一个大男人进来住，多不方便。深圳这么热，我们的房间又没空调，不能住。

　 “你们就别把我当男人看。不让我住，我可就流落街头了。”章桦知道他到深圳一年多，没有任何收入。想想当初自己困难时人家帮过，他的人品也不错，最后只好同意了。

　 李京红拿来一张凉席，铺在客厅地上，睡了。

　 “我们能上电视？我根本不相信，绝对不可能！”

　 开始，发廊妹们对拍摄感到新鲜，面对镜头时会装装斯文，做点掩饰。但时间长了，镜头对着谁谁烦，尤其是店里生意不好，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同一条街上，大大小小的发廊有30多家。除去6万元的转让费，章桦的发廊每月乱七八糟的开销要1万元，还不包括人员的工资。店一开张，章桦就感到重重的压力。

　 章桦想靠自己的手艺，把发廊经营好。但是，不太可能，好多人就认为只要是发廊，里边肯定带色情服务。一些男客人，进门就问有没有小姐。

　 心烦意乱时，再看李京红还拿着摄像机对着自己的脸拍，章桦气儿更不顺。“拍！拍！拍！天天窝在发廊里拍，有什么好拍的，能拍出什么名堂啊。”

　 开始大家叫李京红“李哥”，后来直呼其名。再后来不但不让他拍，还骂他、打他，最后章桦想把李京红赶走。

　 发廊的生意越来越萧条，每天客人稀少。一天下午，李京红又背着章桦带着洗头妹们出去玩、逛商店。章桦到店里时，一个洗头妹也没有，只有理发师一人，说那个李京红又带她们玩去了。章桦听了心里蹿火，发誓这次一定要把他赶走。

　 章桦拿把椅子，坐在店门口等，足足等了3个小时，人才回来。洗头妹们一看章桦的脸色，吓得偷偷溜进店里。李京红拿着摄像机还要拍，章桦对着人和机器，上去“咣”的一脚，大吼大叫道：“你太过分了，哪怕给我留下一个人也好。你不能影响我店里的生意！你整天拍、拍、拍，到底能拍出什么名堂啊！你知不知道，每天只要店门一开，300多元钱就出去了……”

　 章桦狠狠地发泄了一通，但还是没能将李京红撵走。

　 发廊里的其他女孩子，也是个个性情暴躁。后来章桦得知，她们都受过男人的伤害和欺骗。所以，有气儿就往李京红身上撒，每天都不给他好脸色看。春节过后，发廊生意更加清淡。

　 李京红正儿八经地跟章桦谈了一次话：

　 “章桦，我真不是随便拍着玩的，我是认真的，我是在拍一部纪录片，我想把你们的生活记录下来。”

　 章桦说自己当时根本不信他说的话，真的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她冲着李京红嚷嚷道：“第一，你这个片子将来拍成什么样，我们也看不到；第二，像我们这种人的生活，有谁爱看？我们是一群受人歧视，被人看不起，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是最底层的人。看看电视天天播的，都是明星脸，那些栏目里，净是成功人士，有头有脸的人。我们能上电视？我根本不相信，绝对不可能！”

　 李京红讲不过她，只好气呼呼地说：“章桦，总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看！”

　 “看什么？人家拍一个电视剧，顶多3个月、半年也就出来了，你都拍了多长时间了？”

　 同一条街上的30多家发廊，生意也全不好。章桦的发廊更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最后连交房租的钱都没了，吃饭都困难，买炒菜用的油，一次只能买两三元钱的。

　 “如果一看生意不好，立马把店转让出去，我可能还会挣钱。可是李京红不让转，店一转，人就散了，他就没法拍了。我们发廊里的人，就跟一家人一样，一天24小时生活在一起。到后来，我的店基本是亏完的。”

　 李京红也出去挣钱，帮章桦交房租。看着他成了大家的出气筒，章桦心里也不舒服，毕竟人家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能这样低声下气地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过这种日子，确实不容易，让人感动。他忍受了不少东西，包括忍受大家对他的“虐待”。

　 整整磨合了大半年，章桦和发廊妹们才接受李京红的拍摄，让他真正进入她们的生活。好多最初拍的镜头都是不能用的，比如用手挡镜头，一见镜头扭脸就走，要不就是打他、骂他。

　 经历这一切后，章桦深有体验地说：“拍纪录片，跟拍摄对象不熟根本没法拍。第一步，就是要走近他们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家的。等我到了家，整个人都不像人了”

　 因为章桦的发廊不做“保健”，发廊妹没有小费拿，不少年轻的女孩嫌赚钱少，干着干着都走掉了，最后留下3个固定的洗头妹：28岁的阿美来自湖南衡阳，23岁的小芳是湖南澧县人，27岁的阿文来自贵州毕节。加上章桦和章微，发廊里5个女人的身世都特别，各有各的辛酸和不幸，纪录片讲述着她们一波三折的故事。

　 阿美有一个6岁的儿子，是她跟一香港老板的私生子，孩子搁在湖南乡下，常常闹病。为了给儿子上户口，阿美嫁给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维持名存实亡的婚姻；小芳3年前带着妹妹丽丽闯荡深圳，她非常疼爱妹妹，不让妹妹外出打工受累，自己挣钱租房养妹妹，母亲去世后，小芳当起了“妹妹的妈妈”；阿文7年前来东莞打工，认识了一个广东男友并怀了孩子。临产前，男友却跑掉了，只留下一句话：3年后，我来接你们母子俩；章桦的二姐章微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差点儿被老公打死。她带着女儿贝尔偷偷跑到深圳，躲在章桦这里不敢回去。而章桦自己是个未婚妈妈。

　 在昆明开店时，章桦认识了男友小杨，他是店里的顾客，后来常到店里帮忙做事，人挺勤快，章桦对他产生好感，俩人热恋并同居。小杨是太原人，追求章桦时，他说自己出身高干家庭，还细致地讲述过家门前的三道岗哨。章桦后来上太原，见到了他在桥头修理自行车的父亲。

　 为了让自己的“高干父母”能接受章桦，他出主意两人先生孩子再回家，生米煮成熟饭，父母只能同意。可孩子生了，而且长到两岁，还是不提结婚、回太原的事。愤恨之极的章桦，是按着记忆中他身份证上的地址，一路打听着，在太原一片低矮破旧的平房区找到杨家。吵闹过后，他俩商定：两年后，再来决定是否在一起。章桦离开太原，女儿留在杨家。

　 一天夜里，发廊里的女人们坐在床上，不知不觉地敞开心扉，第一次聊起各自心中最隐秘的伤痛事。她们甚至忘了有个男人在旁边，有台摄像机正对着她们。

　 阿文讲起自己在出租房里生孩子时的情景，男友不辞而别，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孩子眼看就出来了，才把一个老乡喊来。

　 “她也不懂，把脐带剪断。我翘起头一下看到了，我说快一点，先用线扎起来。我本来把线准备好的，结果也被她搞掉了。急死我了，我赶紧拆衣服上的毛线，用牙咬，拆下来一段，在酒精里泡泡，涮几下，自己给扎住。不扎住，等一下出血就会没命了。”

　 阿文还说一直以来，没有人知道她有孩子，只有在章桦这个发廊她才敢说出来。“我每个月都去看她，如果不去看会很难受。听她叫妈妈，心里都很激动。”

　 几个女人唏嘘感慨，没有哭，继续聊。章桦也讲起自己的孩子，拿出一摞照片，她有两年没有见到女儿俊俊了。

　 “别人是有孩子没人带，我是有女儿轮不上我带。孩子现在都这么大了，他还不跟我打结婚证，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说你要给我一个交待，是不是。”章桦越说越气，越说越激动。她还不知道，此时她的男友早跟别人结婚，又生了孩子。

　 章桦声音有些发紧，继续说着自己和女儿的事。“我说我带我的孩子去逛一下商场，他妈妈、弟弟都要跟着我，去哪儿都跟着，没有一分钟离开的。我一个人在家待了一个星期，就跟疯了一样你知道吗？”

　 “我上了火车，我就趴在那火车窗上，孩子也扒着那火车，一直在下边哭着叫，‘妈妈、妈妈……’我不知道那一分钟是怎么过的，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家的。等我到了家，整个人都不像人了。”

　 几个女人先是抽泣，而后抱头痛哭。

　 “无论怎样，生活是停不下来的”

　 拍到这会儿，章桦说李京红已成了她们的异性朋友，大家处出了感情。谁心里有什么烦恼，家里出了什么事情，都会跟他说，跟他商量。后来，李京红分别跟着每个发廊妹回了老家，去了贵州、湖南、浙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她们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在拍一部纪录片。但说句实话，我们确实不知道纪录片是个什么样。”说到这儿，章桦忍不住大笑起来。

　 “按理说，他应该冷静地拍，全景纪录，但拍着拍着，他已经参与进了我们的生活。”章桦认为李京红把她们的生活，当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小芳带着妹妹，回到离开4年的老家。4年前，她是跟妈妈吵架后，堵气离开家的。4年后，她再回来时，妈妈已经因病离开了人世。

　 因为母亲生病，父亲盖新房、娶继母，小芳家里欠下一堆债。大年三十晚上，听说小芳姐俩从深圳回家，讨债人闻风而来，他们以为她俩肯定带回不少钱，逼着小芳爸爸还债，结果动手打起来。李京红放下摄像机，忙着去拉架，后来还往北京打电话，让自己老婆四处借钱，替小芳家还了债。

　 我问章桦，他这样做，会不会影响纪录片的真实性。为了片子的精彩，他会不会人为地安排你们的生活？章桦回答说不会。“好几次他想安排，但安排不了。一是事情不会按他想像的那样发展，二是我们也不听他的安排。”

　 有一年的中秋节，正赶上又是国庆节，还是章微女儿小贝尔的生日，大家打算过得隆重一点。

　 李京红让大伙儿到楼顶上过，他买了一串纸灯笼，还挑了一首《回家》的歌曲，又找来一部破录音机，都拿到楼上。结果，还没开机，下起了大雨，众人只能回屋吃饭，那天章微做了一大桌子饭菜。

　 开始吃饭，大家都挺高兴，只有理发师一个人不太对劲儿，他交往4年的女朋友那天提出跟他分手。见他闷闷不乐的章微，顺嘴说了一句：中秋节，应该开开心心的，你干嘛不高兴啊？这一问，把他的眼泪问下来了。更没想到的是，几分钟后，桌子边上的人都哭开了，而且越哭越厉害，连饭也吃不成。

　 这下，李京红傻了。因为吃饭的镜头拍得太多，所以这次他不打算再拍，摄像机搁在地上，他自己也喝了几杯酒，差不多快要喝醉了。一看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在痛哭，他赶紧把机器扛起来，慌乱中又按错了键，白白浪费了6秒钟。后来拍出来的镜头也是晃晃悠悠的。

　 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李京红一时不知道拍谁好，每个人都哭得特别伤心。他只好跟着贝尔，小女孩正挨个儿给大人递纸巾。她一边替妈妈扇风，一边用眼睛瞪着李京红的镜头。

　 纪录片就这样意外地进入了高潮。每个打工在外的人，心里都有一杯苦水，突然间，被触动了，有了宣泄的口子，便一发不可收，谁也顾不上谁，谁也劝不了谁，只有痛痛快快地哭。

　 都市的街道，难道真比家乡的土路畅通吗？

　 当发廊的生意越来越惨淡，身心俱疲的章桦准备逃回大坑村，过大姐那种平静实在日子时，她那位通情达理的农民老爸，讲了一句朴素而经典的话：“无论怎样，生活是停不下来的。”

　 “好多人认出了我，我发现，他们大多数人是同情和理解”

　 拍了4年，2004年1月，20集的纪录片《姐妹》在全国各地的电视台相继播出。

　 原生态、强烈的纪实风格和真实性，让观众备感新鲜，受到冲击和震撼，收视率甚至超过了一些火爆的电视剧。专门从事纪录片发行的北京零频道公司，将《姐妹》的成功，概括为6个字：“说人话、讲故事”。《南方周末》把它评为“2004致敬之年度现场报道”。

　 毕竟，《姐妹》是部纪录片，讲的是真人真事，而且是人最私密的生活。片子在老家衢州播放时，章桦非常担心、害怕，她最怕别人不理解自己。一个发廊妹，一个未婚妈妈的生活，以前回老家她都难以启齿，甚至父母也不十分清楚。

　 “那会儿，人特别敏感，一看别人的眼神，我就知道这个人是尊重我，还是歧视我。走在街上，好多人认出了我，我发现，他们大多数人是同情和理解。有人甚至跑过来，抓住我的手，说一句：你们在外边，真是不容易！我心里一热，感觉特别温暖。”

　 章桦还有一种彻底解放的感觉。埋藏在心底的酸痛、苦闷，这么多年来一直压抑着她，总找不到适当的机会倾诉。像感情方面的事，每次回家父母都会问，但她不能说，说了只会让老人操心，但她又不能骗他们，所以人很难受。现在在电视上，她终于把想说的话全倒出来，就像把压在心上的包袱，一下子卸下来一样，感到非常轻松。

　 这个时候的章桦，已经拿起DV，也开始拍纪录片。

　 发廊关门后，章桦就参与了《姐妹》的后期拍摄。李京红把摄像机交给她时，将所有功能都设在自动挡上，说明书章桦看不懂，开头她只会开机、关机。

　 章桦独立拍的第一部片子，讲的是深圳一个打工家庭的故事。一家3口，女儿叫邝丹，读高中，她爸是街边修自行车的师傅，每天早出晚归很辛苦，但一家人过得平和幸福。

　 章桦在邝丹家整拍了一个半月，她说最初自己只会多拍、傻拍，一天24小时，除非睡觉或机器没电了，她才停下来。一共拍了60个小时的素材，最后剪出30分钟的片子，叫《邝丹的秘密》，还获得了央视《讲述》栏目DV大赛奖。

　 她现在同时在拍十几个人的纪录片，全部是女性，这些人都是看了《姐妹》后打电话找到章桦的。她们都生活得挺艰难，像章桦早先那样，有苦没地方说，不敢说。

　 我问章桦：“为什么她们不去找电视台，现在，反映老百姓生活的栏目也不少啊。”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出身，相似的经历，我绝对不会歧视她们，更能理解她们。另外，我以前是干发廊的，职业卑微，受人歧视，但我现在改变了，先不说事业成不成功，但我在一步步往前走。我最大的改变，还不是职业的改变，而是彻底改变了心态。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成了她们的偶像和精神寄托，她们希望能像我一样改变。”

　 “你收获的是你的经历，你获得的满足，也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拍女性题材，章桦拍起来方便，也有优势。她长得瘦小，常不为人注意。而且跟拍摄对象见面就熟，没有距离，她们什么话都跟章桦说。现在，连李京红都拍不过她，直纳闷：为什么章桦拍的人，眼神里看不到一丝慌乱和陌生，很真实自然。

　 只有初中文化的章桦，时常也感到压力。真以拍纪录片为职业，往后的路怎么走，能走多远，她信心不足。

　 有一次，李京红带她去电影学院，见一位专门研究纪录片的教授。教授给她打气：“章桦，拍纪录片跟你有多少文化没太大关系，拍纪录片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拍片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你拍到了，也就学到了，是向生活学。

　 但你也要有心理准备，拍纪录片很苦，你还可能会穷一辈子，永远都攒不下钱。但你收获的是你的经历，你获得的满足，也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章桦自嘲：拍着拍着，我把自己的欲望全拍没了。对钱的欲望，对感情的欲望，都没了。“干发廊那会儿，挣了钱随便花，穿得花枝招展。现在人也不化妆，也没心思打扮了。但是，片子剪出来一看，自己都有些不太相信：这么好看，真是我拍的？这种快乐以前没有过。”

　 自打拍上纪录片，章桦说自己几乎没在床上睡过觉，就像李京红以前拍她们那样，常睡地上。她拍摄的对象都是些生活困难的人，章桦不住宾馆，而是住到拍摄对象家里去。

　 章桦在拍武汉的一户人家，已持续拍摄了一年。这是一个4口之家，家境本来不错。突然有一天，当英语教师的大女儿，被发现得了乳腺癌。本来马上就要结婚、新房都装修好了的快乐女孩，突然间失去了一只乳房，还失去了未婚夫。

　 家里顿时大乱，灾难还在继续。

　 25岁的妹妹，眼见姐姐的不幸，一下子精神失常，她一犯病就要打父亲，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父亲身上。打得实在太厉害，不堪忍受的父亲选择躲避，离家出走。妈妈只能硬撑着，忍受着小女儿的折磨。

　 治好俩孩子的病，得花掉多少钱啊。亲戚朋友再也没人借钱给这家人，借了钱，他们有能力还吗？本来好端端的一个家，在重病面前如此脆弱，一下就陷入了生活的绝境，到了崩溃的地步。

　 母亲每天靠捡菜叶维持生活，而做工程师的父亲，为了一点儿可怜的自尊，要跑到几公里外才好意思捡垃圾。大女儿给章桦打电话，头一句话就是：“章桦姐，我一点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真想死！”

　 去武汉，见到这家人，章桦感到了现实生活的残忍。“难以想像！看不到希望，从没看见这家人发自内心地笑过一次。再这样下去，这个家肯定完蛋。”

　 我问章桦，“你拍了他们，又能怎样呢？”

　 她答：“我现在拍的多是问题家庭、病态人生。开始拍摄时，他们的状态很不好，跟我接触一段时间，拍了一阵子后，他们在慢慢地改变，一步步走出阴影。其实很多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现在，需要帮助的人太多太多，我不可能帮太多的人，我也做不了很多，只想陪他们走过最艰难的一段路。希望最后，他们能变得阳光起来，像我现在一样。”

　 拍了一年多还想拍下去，这个家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最终能拍出什么样的片子，章桦说自己也不清楚。但只要有事，这家人就会给章桦打电话，她就会赶过去，好像是家中的一员。

　 “饶阿姨是我至今为止见到的最阳光、最让我佩服的女人”

　 但有时，面对自己拍摄的东西，章桦说真怕自己会拍疯掉。

　 拍武汉的那家人时，有一天，小女儿犯病，又打她的父亲。打得太厉害了，章桦放下机器，上去拉架。怎么拉、怎么劝，那个女孩还是躲开章桦，继续殴打，下手极重，拿板凳砸，砸得人露出骨头了，很可怕。

　 “再这样打下去，还不得出人命啊。一着急，我先动手打了女孩。”但女孩子只是一愣，然后躲开章桦，继续打她爸，而且打得更疯狂。章桦说自己真急眼了，扑上去，拼尽全力，把这个又高又胖的女孩按在地上。又打了110，才把女孩送进医院。

　 事后，章桦也害怕。“她是一个失控的精神病患者，如果她冲进厨房，拿把菜刀把我砍了，我也得认。”回北京后，别人埋怨她这么精彩的场面，没拍到太可惜了。章桦说那种场合，我还拿个机器拍，太残忍了，就是拍了也不会用的。

　 在武汉，章桦刚刚认识一位“饶阿姨”，这是一个曾遭受过很大不幸的女人。她的出现，让章桦感到振奋，给片子增加了一个亮点。

　 “本来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25岁时，被严重烧伤，所有的人都不敢见她，外表挺吓人。但一跟她接触，发现她特别阳光，跟她谈话特别舒服，完全是一个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的人。她也是一点点走出心理阴影的，现在她已具备心理医生的素质。亲身经历，现身说法，那种刻骨铭心的改变，最有说服力。本来一些人想通过她找心理医生，见了她后就不找了。”

　 听章桦的口气，她非常佩服这位饶阿姨，一个劲儿地向我介绍：她自己就是个医生，还是劳模呢。生活得很快乐、很独立，专门帮助那些弱势的人。

　 “一直以来，我接触的人、拍摄的人，都是一些苦哈哈的人。他们不仅经济状况差，精神状况更差，一点儿都不快乐。饶阿姨是我至今为止见到的最阳光、最让我佩服的女人。”

　 现在，这个饶阿姨愿意跟章桦一起，帮助那个绝望中的家庭。

　 又一群女人的故事，构成了纪录片《姐妹》的第二部，这将是关于社会底层女性问题的影像报告。

　 至此，章桦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变―――由一个被拍摄者到一个拍摄者，由一个被人关注的发廊妹，成长为一名关注别人的纪录片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