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档案：

　 片名：鸡毛信

　 出品：上海电影制片厂1954年摄制

　 编剧：张骏祥（根据华山同名小说改编）

　 导演：石挥

　 主演：蔡元元 马立 舒适等

　 故事回放：

　 华北抗日根据地龙门村有赵姓父子俩，父亲老赵是民兵中队长，十二岁的儿子海娃是儿童团团长。一天，父亲让海娃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为掩护，携信上路。不料途中遭遇敌人，海娃急中生智，将信藏在绵羊的大尾巴下面，瞒过敌兵。信的事瞒过去了，但小胡子队长看中了他的羊群，连羊带人都给抓了起来。敌人逼迫海娃带路。晚上，海娃趁敌人熟睡时，取信逃跑。途中，信一度失而复得，但海娃却再次被敌人抓住带路。机智勇敢的海娃故意把敌人引入歧途，至此，敌人才知中计，拔枪打伤海娃的手。千钧一发的时刻，八路军赶来救下了海娃，全歼了敌兵。八路军根据鸡毛信里提供的情报，炸毁敌人炮楼，并活捉了猫眼司令。

　 摄制故事：

　 如果说20世纪革命历史题材的儿童电影，60年代的《小兵张嘎》走向了难以超越的高峰，那么其发端则是50年代中诞生的《鸡毛信》

　 一部电影，在看过许多年以后，依然留在你脑海中的那个镜头，肯定是最有艺术价值的。

　 一个放羊娃站在山顶，手持红缨枪，两眼望着平川。山顶上立着一棵树，太阳照着，四处静静的。旁白声起：“小海娃是儿童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距离。”电影镜头渐渐拉远：站在“消息树”下，可以看见平川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还能看到平川上撒着不少芝麻粒大的黑点，那是日本鬼子的炮楼。镜头再次拉回山顶，旁白：“这是个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鬼子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的狗娃跟桂妞，看见消息树倒了，就会把稻草人拉倒。村子里的人立刻就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忽然，平川上那个圪土达里爬出一长溜黑点子。海娃揉了揉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那黑点子像无数蚂蚁，朝龙门山爬来了。不好，鬼子又出动了！四周山上的“消息树”一棵接一棵地倒下了，海娃赶紧把龙门村的“消息树”一拉。狗娃和桂妞这边，稻草人也倒下了。顿时，龙门村里响起了钟声，钟声越来越紧，人们背着粮食、包袱，赶着牛羊，都急忙往山沟里跑，民兵们也集合了，拿着武器上了山。

　 这是电影《鸡毛信》对“消息树”的一段经典演绎。关于抗日斗争，这组镜头给了未经过战争的孩子们最直观不过的感性认识。

　 与同时期其他题材的中国电影一样，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儿童电影，为了适应中国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政治气候，使孩子们本该充满快乐的童年生活也背上了重担。尽管那时的儿童影片在风格样式的探索方面留下了较多空白，但令人欣慰的是，从《鸡毛信》开始，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探索，也为那个年代的电影史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经典之作。单是片头连环画式的构思，在那个缺少视觉冲击的年代，就足以让小观众们精神为之一振。《鸡毛信》剧组于1952年9月中旬接受任务，经过四次修改，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曲折拍摄，终于在1954年“六一”儿童节，把这部新中国儿童影片红色经典的开山之作呈现给了全国的小朋友，后来还赴埃及、美国等地放映。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我国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敌斗争的儿童影片，《鸡毛信》于1955年获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

　 如果说20世纪革命历史题材的儿童电影，60年代的《小兵张嘎》走向了难以超越的高峰，那么其发端则是50年代诞生的这部《鸡毛信》。

　 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也是电影《鸡毛信》的制片主任顾也鲁90岁诞辰。刚庆祝完90大寿，顾老在上海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顾也鲁是从一名牛奶推销员成长为集演、导、制片于一身的著名演艺界人士，1951年，热爱新中国的他和已故导演石挥一起从香港回到内地。

　 石挥是20世纪40～50年代杰出的影、剧双栖演员、导演，被誉为“话剧皇帝”。1953年筹拍这部儿童片的初衷，是为向国庆献礼。为了拍出精品，石挥“恶补”了许多反映老区农民生活的书籍。顾也鲁说：“他是个‘夜神仙’，写分镜剧本都在晚上。我和他谈拍摄计划，常常要在半夜12点以后去他家聊。12点以前，他在‘啃戏’，跟朋友谈艺术；或与女友约会，打打扑克，劳逸结合，松弛一下。”“石挥很能吃苦。拍外景时，常常在祠堂里打地铺，在北京拍戏的时候我们还睡过草地。在艺术上，他决不马虎。比如拍收割高粱，他要真割一大片庄稼。在拍摄反扫荡时，他要到老百姓家真开枪，我怕得很，不过艺术上还是听他的。戏拍完后摄制组已经回上海了，石挥要再去北京山区搭碉堡补拍镜头，我不同意。我们两人争吵到制片处长吴仞之那里，最后因考虑到摄制资金有限，还是在上海搭景，我只好对他抱歉了。”然而，就在这次补拍中，石挥受伤了。在闸北，空弹片把他的腿打伤了。

　 顾也鲁说，石挥是他最欣赏的男演员，石挥常跟他讲的那句“生活上不怕苦，艺术上我负责”，也让他铭记在心间。

　 虎头虎脑的弟弟比哥哥更有小英雄的气质，导演就让哥俩换了角色；30只羊坐着那个年代还很稀罕的火车，随剧组到了南方

　 “海娃”可以说是中国电影里塑造最成功的一个小英雄。他曾经害怕，曾经哭泣，曾经一筹莫展，也曾经因疏忽大意而丢失信件。但这不仅没有让人感到他的软弱和愚笨，而是更真实可信地让观众感到对敌斗争的严酷和人物所承受的重负，也让观众同海娃一起在他所经受的锻炼中感受成长过程。

　 扮演“海娃”的蔡元元祖籍安徽，出生于一个演艺世家。在父亲的影响下，蔡元元和哥哥蔡安安，从小就开始接触表演艺术。

　 1952年，电影《鸡毛信》的导演在挑演员时，同时看中了兄弟俩。导演石挥和副导演谢晋起初让哥哥蔡安安演剧中的主角―――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海娃，让弟弟蔡元元演海娃的小伙伴狗娃。为此，兄弟俩还到京郊农村体验生活，练了几个月的放羊。可开拍后，导演发现虎头虎脑的弟弟比眉清目秀的哥哥更接近小英雄的气质，就临时让哥俩换了角色。于是，由于成功地扮演了海娃，年仅10岁的蔡元元从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童星。37年后，兄弟俩在澳门成立了蔡氏兄弟影业公司，填补了澳门电影电视制作业方面的空白。

　 影片的拍摄地主要有三个地方：北京、湖南和上海。在北京拍摄，还动用了毛泽东的警卫。顾也鲁回忆：“毛主席的警卫也演解放军，也演鬼子，多少人记不起来了。”

　 雨季，是拍摄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在北京没拍几天，就下起了大雪。“影片要拍夏、秋季节的戏，但当时已下过两次雪，积雪未化，我发动解放军和全摄制组扫雪，但也只能拍些中、近景。副导演谢晋提议到湖南去拍，那里还是青山绿水的景象。我同意了。”顾也鲁回忆说。但到了湖南，却又遇上雨季，天天下雨。因为要赶在1953年内放映，所以演员们每天早上一早起来就化好装，等雨稍微小一点就抢拍。“蔡元元老问我，顾叔叔，你眼睛瞎了没有，天还在下雨，为什么叫我们化装？”

　 天气的恶劣还能克服，但新的烦恼又产生了。

　 看过《鸡毛信》的观众都知道，整部影片中“出镜率”最高的，除了“海娃”，就是羊群，特别是那只担负着特殊任务、生死命运牵动人心的老羊。到了南方，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羊，怎么办？剧组决定把羊带去。就这样，30只羊坐着那个年代还很稀罕的火车，随剧组到了南方。“在湖南，每到一个地方拍戏，派出所就派出警力保护羊群。”有人说，“特别保护”是因为北方的绵羊到了湖南水土不服。顾老解释说，其实是因为当时湖南有很多老虎，还吃人。请派出所保护羊，主要是怕羊被老虎吃掉。“刚到湖南，我就在派出所看到有一个棺材，里面躺着老虎咬死的砍柴农民。不是有句话叫‘羊入虎口’吗？我不能把羊送给老虎。当地到处看到老虎的爪印，我挺担心，所以请派出所来保护。”顾老回忆说，每个地方，派出所派出一个小分队的警力。不过，老虎倒是一直没来。“这个戏共花了多少钱，具体记不太清，大概30多万吧。现在一部片子至少要几百万啊！”顾也鲁说。故人故地：

　 “信没有信封，有固定的折法，紧急的信在中间插上鸡毛，叫鸡毛信。”

　 鸡毛信，消息树，影片中这些让今天的孩子们看来新奇、好玩的东西，是抗日军民的特殊发明。

　 2005年3月29日，新华社记者在山西定襄的上零山村见到了1940年日军化学战的幸存者、79岁的张申元老人。他说，自从日本人来放过毒以后，村子的南、北两个山上的树上都插有红旗，有人轮流放哨。这就是“消息树”。“我15岁那年参加了民兵，主要任务就是放哨、埋地雷。晚上我们把地雷埋到日本人进出的必经之路，早上再取出来，怕把自己人炸伤。白天放哨的时候，如果山顶树上的红旗倒了，就意味着日本人来了。晚上也是轮流值班，两个人一班，一炷香换一班。晚上哨兵要是发现敌人来了，就扔手榴弹，来得及的话就敲钟通知村民。我们村里有游击队，但没有跟日本人面对面打过仗，因为力量太薄弱了，主要是保卫村民的安全。”

　 像古时的烽火狼烟一样，抗日战争中的“消息树”是一道预警，是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自卫的武器。

　 影片中的鸡毛信是一封长方形的、有信封的信，信口插着三根鸡毛。当海娃从父亲手里接过这封特殊的信时，这个镜头便走进了千万名小观众成长的记忆。但除了当年的小“海娃”们，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鸡毛信”至今也还是个“秘密”。

　 抗战中的村儿童团长、阜平县辛庄村77岁的王专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说：“信没有信封，有固定的折法，紧急的信在中间插上鸡毛，叫鸡毛信。”他还向记者演示了一遍折信的方法，折完后上端留出一个长段，可写收信人名字，下端叠在一起，可以插鸡毛。

　 2005年4月27日，新华社记者在天津见到了当年传送过鸡毛信的小通讯员雁秀峰。雁老13岁开始送信，“我送的鸡毛信没有信封，那时候也不需要信封，要不没法藏。折成三角形，抓在手里。这样如果遇到敌人，就假装玩耍摔倒往土里一藏，信太大了不好藏。”

　 与这些“海娃”们不同的是，狼牙山五壮士的指导员―――91岁高龄的蔡展鹏老人，则是一位“鸡毛信”的收信人。今年4月22日，蔡老在保定向新华社记者回忆了他所收到的“海娃”们送来的鸡毛信。“信上如果没有鸡毛，就表示是平信；插一根鸡毛，表示‘急’；插两根鸡毛，表示‘特急’；插三根鸡毛，就表示‘十万火急’。”

　 看来，影片中小海娃送的信，确实是一封“十万火急”的信。

　 送情报路遇鬼子，海笑闯进一户正在办丧事的人家求助；他跟着大家哭得死去活来，眼泪鼻涕一大把，几乎将点燃的纸钱都浇熄了。日本鬼子没有看出半点破绽，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这部电影是千百万在烽火中成长的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写照。在整个抗战期间，究竟有多少“海娃”、有多少“王二小”，今天已很难考证。

　 79岁的著名作家海笑，当年就是一个小情报员。他在看了《鸡毛信》之后说：“海娃这个形象比较可信。”海笑本名杨忠，参加新四军后改名为“海啸”。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他又改名为“海笑”。2005年4月，海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自己“海娃”式的童年生活。

　 1942年，海笑的家乡南通被日本人占领。海笑尽管那时才是个14岁的初中生，但整天想着参加新四军，把鬼子赶出中国。“可是，驻在杨家园的新四军嫌我小，不肯收我。”海笑回忆道。

　 当时，海笑的姐姐早已参军，在南通市金沙区做民运和情报工作。一天夜里，姐姐突然把熟睡的海笑叫醒，严肃地说：“弟弟，现在有一个不穿军装、不拿枪、不拿刀的革命任务，但同样是新四军的一个小战士，这事，你愿意不愿意去做？”

　 海笑兴奋得从床上跳起来，连说“愿意”。这样，身高不足1．5米的海笑，成为了一名与姐姐单线联系的小情报员。

　 一般情况下，姐姐每10天回来一次，海笑就把自己在附近打听到的日伪军的人数、装备、鬼子队长和翻译长得什么样、他们下乡干了些什么、地方上哪些人当了汉奸等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姐姐。

　 情报员工作处处充满危险。一天，小海笑去6里路外的小姨娘家玩，了解到村里有一个人投敌当了汉奸。他问清这人的姓名、年龄、模样，偷偷地记在一张纸上，然后揣上这张纸往回赶，准备告诉姐姐。

　 当海笑走到鬼头街，正想转弯向南走时，忽然看见100米开外走来一队举着“膏药旗”、枪上插着刺刀的日本鬼子。因为身上藏着那张纸条，海笑的心怦怦乱跳。不够沉着又缺乏经验的他掉转身快步疾走，日本鬼子发现了这个情况，立即叫喊着追赶过来。海笑赶忙钻进玉米田里，把纸条埋在地里，做了个记号后，拔脚便奔跑向前。碰见一户正在办丧事的人家，他便一头扎进去求助。

　 这户人家全都在哭哭啼啼，忽见海笑闯了进来，知道情况紧急。一个大妈立即找来一件白色的孝袍让他穿上，又戴上白帽，穿上孝鞋，叫他跪在灵堂前磕头烧香燃纸钱。大妈嘱咐海笑，说海笑是她的小儿子，同时嘱咐家人一番。

　 刚刚安排妥当，4个日本鬼子就搜索过来了。鬼子四处寻找，连躺在停尸板上的死人也不放过。“这时一家人都在放声大哭，我也早已镇静下来，跟着大家哭得死去活来，眼泪鼻涕一大把，几乎将点燃的纸钱都浇熄了。日本鬼子没有看出半点破绽，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回忆起那一幕，海笑至今心有余悸。

　 那名汉奸最终被新四军锄奸队员除掉了。而这次经验教训使海笑懂得，情报要强记，尽量不要携带嫌疑物品；即使遇到突发事故，也一定要沉着应战。

　 1943年秋，到鬼子据点了解情况的海笑，碰上了一个叛徒。叛徒知道海笑的姐姐是新四军，但不知道海笑已经是小情报员，拦住海笑说：“不要走，跟我去吃饭。”海笑不得不跟着走。在鬼子的宪兵司令部，叛徒告诉鬼子：“这个小孩的姐姐是新四军。”见海笑只是小孩，鬼子不太重视，对海笑说：“赶快回去叫姐姐来自首，姐姐不来，下次捉住，要死啦死啦的。”就在审讯时，海笑还发现了另一个情报――一个木笼里关着四五位新四军女战士。

　 海笑假装答应鬼子，连连点头说：“我知道了。”鬼子便把他放出来了。

　 这第二次死里逃生之后，区里研究决定，不能再让他做情报员了。从此，海笑就告别了小“海娃”的生活。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黄明 白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