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界将2005年称为“周汝昌年”。这位双耳失聪、右眼视力只有0．01的87岁高龄的“研红”专家对笔者笑说，他不太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但他和“红楼”却是有夙缘的―――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手中有一部日文版的《石头记》。他那时太小，看不懂，就丢下了。后在南开中学读书， 常和后来成为散文名家的同学黄裳在一起“谈红”，一度甚至想英译《红楼梦》。

　 周汝昌先生在今年内已出版了《周汝昌梦解红楼》、《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定是红楼梦里人》、《红楼十二钗》、《红楼真梦》、《和贾宝玉对话》、《我与胡适先生》等数本红学著作。此外，还有《红楼梦诗词》等几本已列入出版计划。不久前的一个周末，老人还在家人的搀扶下，出现在北京三联书店，展开“‘研红’中与胡适先生的交往”的讲座，并签售《我与胡适先生》一书。

　 他真正走上“研红”之路始于1947年。那时他还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他的四哥周祜昌读“亚东”版《红楼梦》卷首胡适的考证文章时注意到，胡适先生谈及，自己手中有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未觅得敦敏的《懋斋诗钞》，深以为憾，就写信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周汝昌。周汝昌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一查，居然一索即得。敦诚、敦敏是曹雪芹生前最好的朋友，诗集中自然有宝贵的史料。于是，周汝昌据此撰写了一篇关于敦敏诗集中《咏芹诗》的介绍文章，在《民国日报》副刊发表后。胡适先生看到后即回信切磋，信也在报上发表了。

　 周汝昌对笔者回忆道，1948年6月的一天，当时还是燕京大学学生的他到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适先生府上造访。胡适先生亲自将《甲戌本石头记》递到他手里，后又托人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送给他―――正是由于这段因缘，1948年，周汝昌完成了《红楼梦新证》这部被誉为“一部红学划时代作品的重要专著”。该书于1953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三个月内连着再版三次，当年的研究者们几乎人手一册。

　 此后，周汝昌由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调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由“红”变成了“黑”：1968年被关进“牛棚”，差不多一年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周汝昌命途多舛，继1954年双耳失聪之后，1974年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仅靠右眼0．01的视力治学至今。

　 他最痴迷的还是曹雪芹。曹雪芹痴迷，著红用了十年；周汝昌更痴迷，“研红”用了六十年。周汝昌痴到什么程度？痴到不记得自己家人的生日，却对曹雪芹的生日、忌日记得一清二楚。正如老人所言，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方能无退，即不悔。他引用老子的话：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在他看来，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义。

　 女儿兼助手周伦苓介绍说，由于目损，他不爱看电视，每天坚持用两层放大镜叠起来看报读书。又由于左耳失聪，右耳戴助听器，家人须在他耳旁大喊大叫才行。笔者的采访也是在这样的大喊大叫中进行的。

　 老人目损后，仍坚持在纸上笔走龙蛇。以前用毛笔，现在是用一枝很粗的钢笔，写出来的字如核桃一般大，两行常混作一行或者几个字叠加在一起。

　 谈到今天的红学界，老人说，他因目疾，了解不多，印象是比较沉闷，没有新见解、新突破。但他说自己是一个乐观者。这个沉闷是一个过渡时期，那一个契机、因缘到了，红学就会有一个新气象。“三年吧，三年之后，红学界会有一个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