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蓑笠翁：《醒木惊天连阔如》的作者

　 连丽如：连阔如之女、评书表演艺术家

　 戴宏森：中国曲艺家协会编审

　 已故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是老北京的精英，是中国民间艺术孕育出的国宝级大师，尽管很多年轻人并不熟悉他的名字，但重新认识连阔如，对研究北京城市文化、中华民俗、 近代历史尤其是评书的发展历史均有重要意义。作为当代中国出版社“百年文化中国”系列丛书的第一部，由蓑笠翁所写的人物传记《醒木惊天连阔如》近日出版。

　 作家苏叔阳在序言中说：“这本书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民族有多么优秀的文明，滋养出多少优秀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又是怎样如珍珠一般撒进了民众的汪洋大海，让我们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

　 据了解，为写这部20万字的人物传记，作者蓑笠翁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各大图书馆翻阅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100多种报刊，采访了七八十位连阔如的亲友，通过微缩胶片寻找连阔如先生的踪迹：连阔如1903年生于北京一个贫苦的旗人家庭，少年时代便闯荡江湖，历尽辛酸，从一个流浪儿变成大说书家。一生说书数十部，尤以《东汉演义》、《三国演义》、《水浒》等擅长。从《东汉演义》开始，连阔如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说书风格，赢得了“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的美誉。

　 曲艺没有纳入正式的教育体制，这就无法培养国家级层次的人才，这是一大遗憾。

　 记者：《醒木惊天连阔如》用50多个故事追忆了评书大师连阔如先生前身后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生于1903年的连阔如在其20多岁的黄金年龄，其生命轨迹正好与评书艺术的鼎盛同步，当时的北京城，评书的兴旺发达与散落四城的书茶馆的数量成正比，多达七八十家，说评书的演员在书馆里靠本事吸引观众。但是今天评书这门艺术已没有昔日的辉煌，你们认为评书在当今的衰落与哪些因素有关？

　 蓑笠翁：现在评书艺人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从1949年开始，书茶馆逐渐被取缔，艺人们平时没有了演出的场所。评书的没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曲艺没有纳入正式的教育体制，这就无法培养国家级层次的人才，这是一大遗憾。

　 连丽如：我还清楚地记得，50年前，在我的少年时期，钟鼓楼现在的停车场有李记和石记两家书馆，而原来的新街口、德胜门、老天桥等地方都有书馆，书馆里不光说长篇评书，同时还说唱西河大鼓书和竹板书等。我从小就在书馆听父亲连阔如说书，我后来干这行，是书馆给了我最深的滋养。要想使评书等曲艺艺术能够代代相传下去，培养更多的新人，必须要以尽可能多的书馆作为根据地，这样评书的根才扎得更深。

　 评书最应该向联合国申请世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它比昆曲还要古老。

　 记者：1957年，连阔如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曾经谈到过保护曲艺遗产的看法，他说：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有不少的文艺工作者，不断地整理曲艺遗产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艺人“口传心授”记在脑子里的曲词和评书。这样的整理曲艺遗产是好的，可是，这只能把曲艺艺人的东西变成书面的东西，只是继承了曲艺遗产的一部分，或者说三分之一。目前，包括评书在内的曲艺遗产继承依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拿评书来说，如果想继承发扬有没有好的办法？这个时代还会有评书大师出现吗？

　 连丽如：父亲那时说的话，到现在都有用。曲艺的音乐不是完全能用谱子记录的，绝对应该口传心授，老师带徒弟很重要。现在抢救那些大师就等于抢救了那门艺术。

　 戴宏森：由传统古书改为评书的一些文本，依然面临着继承的问题。因为很多评书本子是作者一边创作一边完善的，“撰弄”一部书很不简单，一般是从师傅那里听来后，有枝添叶，有叶添花，还要有自己独特见解。前些天，连丽如把连阔如最拿手的评书版《东汉演义》整理出版了，这就是一种保护。类似的评书，没有发掘的还有几十部。20世纪80年代我国整理出版过近百种评书，但这些评书没有进行原汁原味的保存，有很多改动，如《隋唐演义》中，讲李元霸是第一条好汉，行军的时候，听到霹雷砸来，他一生气把锤子往天上扔去砸雷，结果落下把自己砸死了。这一段很能表现出他的性格。在旧评书这段有，但一整理就当作迷信删掉了。对此，我主张把原来的评书按照它最初的文本保存下来，供后人继续参考。

　 蓑笠翁：我认为，评书最应该向联合国申请世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追根溯源它比昆曲还要古老，更有资格。从宋代开始就有说评书的，至少有1000年历史，历代有数百位名家，留存的有上百部的精品。

　 他自己说书，改编了那么多评书，还自己写书，但他只上过两三年小学

　 记者：有人评介连阔如说：“此公没有一点江湖习气，也没有丝毫艺人惯有的自卑，有的是谦逊好学的态度，正直为人的风范、阅历丰厚的睿智。”我很想知道，你们对于连阔如先生的印象如何？他的身上有哪些独特的气质是现在的很多艺人缺乏或不及的？

　 蓑笠翁：像连阔如这样的文化人，我以前很少见过。他从一个贫儿到艺术大师，从一个失学者到一个饱学之士，其间的过程有多难。他自己说书，改编了那么多评书，还自己写书，但他只上过两三年小学。连阔如每天必说书，每天必写几百字、上千字的文章，把每天听到的新词、了解的新故事，无论是风俗掌故人情还是故事都整理记录下来，他的这种学习习惯使他终身受益。

　 连丽如：我的父亲是慈父也是严师，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受父亲的影响，他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教会我平易近人、理解对方。记忆中，父亲非常勤快，每天早上全家他第一个起床，倒便盆，蹲在地上劈劈柴，生火点炉子。他不抽烟不喝酒。父亲生活朴素，一辈子正式的衣服只有两身中山装，他挣的钱除了自己生活，接济亲戚朋友外，全部都买书了，父亲喜欢藏书，我们家的一些藏书比图书馆都全，光是《三国演义》就有四十多种版本。

　 评书的本质是评，而不是叙，评书和故事不一样，后来做到他这样的人太少了

　 记者：连阔如的口头禅是：“评书要评”，他认为，评书难在一个“评”字，贵在一个“评”字，书不易说，“评”字是金。连阔如先生还主张“懂多大的人情说多大的书”，先有情意真，后有说书人。连阔如先生的主张对于一个说书人提出了较高的标准，从现在来看，他的这些观念依然具有非凡的价值。

　 蓑笠翁：在当时那个年代，他是很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老说书人，尽管说的书是老书。连阔如的重评是有渊源的，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学界有很多新风尚，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各种思潮兼容并蓄，纵横百川，广开言路，在这个风气下，他开了评书之评的先河，这个评就是现代意识。评书有了评就有了个人观点和个人立场，这给评书艺术的本质下了定义，评书的本质是评，而不是叙，评书和故事不一样，后来做到他这样的人太少了。

　 连丽如：父亲评得成功是因为他有丰富的知识，有关心社会的心肠。只有这样，点评才能到位，才能点到听众的心里。

　 电视评书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出现不可避免。但它缺少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失去了和观众互动的现场趣味。

　 记者：在电视上说评书是近几年出现的事情，可以说，这种形式吸引了一批观众，但也有一定的局限。2003年的时候，连丽如女士在什刹海的酒家“月明楼”开了一个书馆，使一度离开书馆的评书重新回归，你们对于这种尝试怎么看？

　 蓑笠翁：电视评书是事先录制的，缺少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失去了评书原有的和观众互动的现场趣味。把评书的语言艺术变成电视信号的同时，评书的艺术元素、美学元素都随着电视信号流失了。我认为，电视台要录评书，应该去书场茶馆，这样才能保存原生态的东西，这是艺术的态度，而不是商人的态度。

　 连丽如：我前年在月明楼说了110场，但是由于没有人和我轮换，我也没有继续做了。电视评书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出现不可避免。80年代我头一次做电视评书，我的要求是录制现场一定要带听众，那种效果非常好，可惜只录了15段，后来在2002年，我应辽宁电视台邀请录“康熙私访”，也要求带观众，并且一定要请一些大学生来。导演满足了我的要求，大学生听得如醉如痴，老观众最后拉着我的手哭，说：“我们才知道这叫评书！”现在电视评书基本上没有了，因为质量、感觉和拍摄都不好，不符合评书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