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了一批人文学者，他们一再提及巴金的后期作品《随想录》和《真话集》。他们认为，巴金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作为一个睁眼观察世界的知识分子，他的作品能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心灵的境遇。

　 巴金这一代人的成长期，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时代。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他们的作品让我们知道那个时代 所面临的问题和人们思考的力度和深度。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伟大心灵的照射。这个时代的作家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带着一种戏弄的态度去对待一切，一切都可以被调侃。

　 巴金一直在自我反省和批判。巴金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中国百年各种各样的动荡。时代的种种特征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很深的印记。有时，他们会看不清社会变化的合理走向。巴金也曾有过令他懊恼的言行。晚年巴金没有放弃对自己人生的反思和忏悔。他的忏悔带有很大的示范效应，忏悔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巴金最可贵的一面。尤其是他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这种忏悔显示出民族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走向盲目，这种忏悔就是自救，它表明这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真诚。

　 巴金有人道主义关怀，这种关怀一直在他的生命底色中沉淀着。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的这种关怀被遮蔽了，“文革”后又焕发，重新找回自我，虚幻的东西都被拂去以后，底色又显现出来。他把几十年的人生经历简化成短短的几个字，就是说真话。这几个字中有丰富的内涵。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说真话表明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人们怀念他，是因为他的思想不过时。

　 巴金有两个辉煌：一是作为作家，在《激流三部曲》中显现出他的人文关怀；二是作为知识分子，在《随想录》中更凸显他的关怀。这种关怀始终沉淀在他内心的最深处。

　 每次一个大师去世，总是有这样的评价：最后一个人走了。巴金虽然走了，但是留下一种精神和符号。这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的魂。他走了，那盏灯依然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