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荣无处不在。

　 比如，在一家酒吧，我和一个人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如果这个人只是王大头或李二蛋等普通人，我会写道：“和一个朋友”；如果这个人是位名人，我就会指名道姓出来，显摆一下交际花生涯不是梦。

　 好吧，继续―――

　 这天，在一家酒吧，我和罗大佑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聊起了《亚细亚的孤儿》这首歌。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导演朱延平拍就《异域》、《孤军》两片，述说金三角部队被国家抛弃的无奈命运，插曲是罗大佑所作的两首不朽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和《大地的孩子》。我向他求证，《亚细亚的孤儿》原本是台湾作家吴浊流所著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

　 罗大佑称是。吴浊流和他的父亲为旧识。他的父母皆为医生，经济条件较为优裕，而吴相对拮据。罗大佑说，小时候家中的书架上有一长排《亚细亚的孤儿》这本书，应该是父亲为了资助吴而买的。

　 哦。我点点头，想起三年前台湾音乐人王武雄曾经跟我说过这段逸事，便问罗大佑，武雄现在怎么样。

　 已经好久不来往了。罗大佑说。

　 我惊问为什么。三年前，我试图引进罗大佑的文集《昨日遗书》，本来一切顺利，但他突然提出要中止合作。我感到非常莫名其妙，就问当时和他同在北京的王武雄，到底有什么缘故。武雄说，他也搞不清楚，并说，大佑就是这样的人，还说，这些年下来，大佑身边的朋友已经不多了，就剩下他王武雄。在我看来，王武雄是难得的好脾性，他给自己起的名字叫“三点不露”―――下午三点之前不可能睡醒露面。最后，罗大佑收回成命，我们的合作也算愉快，但我还是对他情绪化的性格有所领略。

　 其实也没什么。罗大佑答道，台湾选举，武雄挺绿，他讨厌的就是绿色恐怖分子，政见不同，所以不相往来。

　 我暗暗发出一声叹息，最后剩下的王武雄，也从他身边远离了。

　 2001年的元宵节，我陪罗大佑去龙庆峡看冰灯，宾主甚欢，罗大佑无意中提到他的爱人同志李烈，也是很平淡如常的口吻。他和李烈相恋多年，却在结婚不到一年，就走到了离婚这一步。我当即想起童安格的一句歌词，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所以不敢靠你太近。对于罗大佑来说，不能负担的，也许只是那种靠得太近的距离。

　 当时我只是觉得，艺术家多少是带些神经质的刚愎和偏执。但从那年的元宵节到这次坐在酒吧里，四年间我的心态也有了许多沧桑之感，慢慢发现我们所有人一生中最不耐烦的举止、最刻薄难听的话、最伤害对方的冲动，都是做给最亲近的亲人、爱人、朋友的，大家莫不如是，也同样表现在罗大佑身上。

　 罗大佑有两块在巴西买的水晶，一个球型，一个棒状。他与这两块水晶形影不离，哪怕是去楼下咖啡厅喝杯水，也要沉甸甸地背在书包里。这水晶有几亿年的生命，凝聚着万物的精华。他很有感情地抚摩着说。

　 和人在一起，他做不到这一点。

　 在我和罗大佑之间，本没有靠近，就无所谓远离，所以我们能坐在一起勾肩搭背，把酒言欢。但坐在迷离的灯光中，眼前的一切还是变得不真切起来。我看着这个谈笑风生如沐春风的男人，眼镜后睿智又和善的目光，想到，你尽可以拿他当自己人，但事实上他只是他自己的人。

　 无论如何，和少年时的偶像在一起喝酒，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罗大佑在内地游走，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听你的歌长大的。那些听他歌长大的人，在和他一起变老，尽管年少时的梦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但大家还是经过了风吹雨打，看过了世事无常，也看过了沧桑变化。

　 难道孤单中的你我，今天就这样在疏离中沉默？罗大佑在上个世纪问道。

　 是的。

　 2000年，在上海，看过罗大佑的个人演唱会后，走出为他举办庆功宴的东亚富豪酒店，我突然想起电影《亨利和琼》中安妮最后的独白。2005年，在北京，和罗大佑相互拥抱道一声珍重后，走出那家酒吧，那段话重新在我耳边响起：“那天清早我哭了……我哭是因为我的痛苦消失了，而痛苦的不存在，我居然如此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