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对媒体提点意见。”陈建教端正身子，严肃地说，“为什么要说我是‘卧底’呢？”

　 约一个月前，广东、湖南两省的公安部门根据陈建教的举报，抓获了一伙长年在湘粤公路上设局骗钱的车匪路霸。很多报道都用“卧底”一词来描述陈建教的行为。

　 除去炒作的因素外，陈建教的行为之所以被冠以这个 词，主要还因为他的特殊身份―――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三级人民代表。也许在许多人的固有印象中，“人民代表”的职能，无非是开开会，举举手，与侦查、破案八竿子打不着。

　 但陈建教说：“我就是一个普通农民。我和家乡的民工一起坐了几趟车，有什么不可以呢？怎么就成了‘卧底’了？”

　 去年夏天，他接待了本地一位农民，反映湘粤往返的公交车上长年有人设赌局，连骗带抢，不少人上当受骗。有一次，这位反映情况的农民实在看不下去，说了几句公道话。不承想，那伙人花了很长时间跟踪他，在长途汽车上将他打得遍体鳞伤，并绑架他向其家人索要赎金。家人最终支付了5万元钱才将他赎了出来。

　 湘粤公交车上的类似事件，陈建教以前也曾听人说过，但从未想到竟如此明目张胆。“很严重，很恶劣。”回想起接待这位访民时的感受，他一直重复着这两个词。他当时就打定主意：要管管这事。

　 可口说无凭啊！很自然地，陈建教决定亲自跑一趟，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暗访”，对于陈建教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当人民代表17年来，他自己都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给自己定下这么一个规矩：凡是重要的建议或议案，一定要亲自调查取证，确保真实可信。

　 最初一次影响重大的调查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陈建教刚当人民代表不久，还在石门县九渡河乡农科站工作。一次巡田，他看到一个小姑娘，光着脚丫，拎着水桶，在淋油菜苗。

　 “你怎么不去上学？”随便一句问话，就把陈建教引到了小女孩家里。因为家穷，小女孩已经失学一年了。本想劝家长让孩子上学，可看到她家里全家人合盖一床被子的情景，陈建教说不出话了。

　 他开始调查全乡适龄儿童的失学情况。几个月下来，结论是：全乡失学儿童总数185名，占学龄儿童总数的13％。据此，一份题为《失学儿童跟踪调查记》的建议被送交上去。陈建教对此颇有些自豪：国家正式提出“希望工程”是在1989年10月，而他的这份建议书是在1988年11月写就的。

　 建议书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县里成立了调查组，不少孩子因此重返学校。

　 这样的经历，让陈建教认识到，只有亲自调查、取证，才能形成具有说服力的、打动人的建议和议案。因此，2004年8月，他换上一件旧T恤衫，斜挎一个小包，装上照相机和笔记本，坐上从石门开往深圳的长途客车，开始了又一次亲历调查。

　 事实上，横行湘粤公交车上的车匪路霸无人不晓。已经在这条路上跑了两年的包车主熊志红说，他的车隔三岔五就能遇到设赌局骗钱的人。他们先是同伙之间玩儿，以吸引乘客的注意，然后再生拉硬拽把别人拉进骗局里。

　 “不玩儿？哼！不玩儿都不行。”熊志红说，“如果你打手机，他们就强迫你把手机押上，不同意就动手。”曾经有一位司机，看见这伙人上车后，便开始散发宣传单，让大家不要参与赌博，结果被暴揍一顿。

　 每次司机都会领着被骗了钱的乘客去报案，但往往是无果而终。就在陈建教调查前不久，石门县公安部门还抓获了其中一人，但因案件发生在广东境内，非石门管辖，不得不释放。

　 “如果不是陈代表，真不知这事儿什么时候能结束。”他叹了口气。

　 陈建教的调查最初并不顺利。前两次乘车，他竟然没碰到车匪路霸。去年12月9日，他第三次坐上从深圳开往石门的长途卧铺车，下午1点半，客车开到广东石碣，有4个人吵吵嚷嚷地上了车，接着又上了四拨，一共有10余人。

　 骗局其实很简单。主持赌局的人拿着一红一蓝两支铅笔，用一根皮尺绕住其中一支，握在手里，赌绕住的是哪一支。旅客们互不相识，不明就里，有人开始上当受骗。陈建教注意到司机偷偷报警，但始终没有回音。

　 陈建教暗暗记录着，短短40多分钟，连骗带抢的现金竟达8500元之多，还有4台手机、两副耳环。一位妇女当场哭了起来：“这是我打工一年赚的钱啊！是给小孩子看病的哟！全都没了哟！”

　 一个中年男子想替这位妇女把钱讨回来，话音未落，头上就挨了一拳。打人者说：“关你屁事！放老实点儿！”

　 车内安静了，没人再敢说话。没多久，这一伙人全下了车。

　 事后有人问陈建教：“你不害怕吗？”

　 陈建教平静地回答：“我只是坐车、观察。我不参与，也不和他们冲突，没什么可怕的。”

　 相比17年前刚被选为人民代表时那位年轻的农技员来说，眼前这位51岁的中年人变化可谓十分明显。他老了，胖了，牙也掉了。2004年初，他出任石门县新关镇党委副书记、镇人大主任。他解释自己调动的原因是：新关镇交通比较便利，组织上考虑把他安排到这里，更利于做好人民代表的工作。因此，他的工作重心不是镇党委副书记，而是“当好人民代表”。

　 这样的调动原因十分罕见，但对熟悉陈建教的人来说，这又似乎十分正常。“他太出名了，全国各地的人都来找他。”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镇政府专门有人帮他做接待工作，有时来找他的人从楼上排到楼下。他不在，就大包小裹地坐在楼梯上等。”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湖南省的人民代表有时也不得不代表一下外省的人民。

　 安徽农民张子海就是其中一位。开小饭店被政府欠费拖垮，打官司后的执行款又被法官侵吞，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上告无门达8年之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对陈建教的采访，便向他求助。

　 “不是安徽的人大代表我不找，我是找不到哇！”张子海说。不过，他也承认，他对找本地的人民代表“不抱多少希望”。

　 张子海至今仍记得刚到新关镇时的情景，一进门，陈建教就给他沏了一大杯茶水，说：“这么热的天儿，你坐那么远的火车，一定渴了，快喝点水。”

　 他们几乎聊了一天，熬通宵写材料。天明，张子海到陈建教帮他安排的旅店睡了两小时。再见到陈建教时，材料已经修改完，打印好，封了信封。信封上分别写了安徽省委、政府、人大、高院和省纪检委负责人的名字。在举报材料最后，陈建教也列上了自己所有的联系方式。

　 这些地方张子海不是没跑过，后来他得知也曾有领导做出过批示，但要求地方法院调查时，结果都是：情况不实。

　 “陈代表的信让领导们相信了我。”张子海这样评价这封信的作用，“我不是骗人的，我是真的有冤。”

　 不久，涉案人员被逮捕。因这一件事，安徽省被判刑的官员达21人。

　 当然，并非所有“越界代表”的事儿都圆满。就在今年，一个因在北京某单位打工时工伤致残的农民找到陈建教，请求他帮助解决赔偿问题。陈建教看了材料，又到了他家，之后陪他来到北京。不承想，陈建教刚亮出代表证，市人大的工作人员就说：“你是湖南的代表，到北京来管啥闲事儿。”

　 “我立刻有种崩溃的感觉。”他说，“我不知该说什么，就大笑起来。”对方愣住了。平静了一下，陈建教说：“老领导，我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公民，来向你反映情况行不行？”

　 陈建教不善言辞。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小学四年级便退学了。当了几年公社社员后，靠勤学多问当上了农技员，在1988年选举县人大代表时高票当选。他毫不掩饰说，当时只觉得“人民代表”是种荣誉，直到后来写了几份建议，发现事情得到了解决，又获得了连任，才萌生出一种责任感和成就感。“人家找到我，我有这个身份，能帮个忙就帮个忙吧。”

　 17年来，陈建教把接到的每一份材料都写明时间、地点、联系办法和解决状况，仔细编目后装订成册。直到几年前，他给这百余本材料汇编起了个名字：《民情日记》。

　 翻开《民情日记》第117本中的一页，便是《关于开展打击跨省车匪路霸专项斗争的建议》。根据自己的亲历和多方调查、取证，陈建教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自去年元月1日至12月12日，仅石门开往广东的22辆长途客运车上，发生类似事件232起，被骗现金174．4万元、手机563部、戒指296枚、耳环222副、项链92根，受害人达1435人；21辆车的司机、202名旅客挨过打……

　 建议书于去年年底用特快专递分别寄到湘粤两省的主管部门，被两省领导批示，并因此列为广东省“大接访”第一案。在客运司机的配合下，专案组今年4月在长途客车上抓获了7名犯罪嫌疑人。又经过近半年明察暗访，终将犯罪团伙人全部抓获。

　 消息一出，人们盛赞：陈代表胆识过人。陈建教到不这么看：“我就是比别人勤快些，不怕麻烦些。”

　 但一位与陈建教极为熟稔的人却不同意这种看法。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沉思良久，他说，“很多事情，明摆着不公平，就是没人管。非要名人出面，非要报刊公开，非要领导批示，才可能有结果。”他举出熊德明的例子来印证，“为什么那么多人找熊德明帮忙讨工钱？不是别人不会讨，而是因为别人没有她有名，不如她那么容易获得媒体的关注，和领导的批示。”

　 “但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承认，像陈建教这样的人大代表太少了。”顿了顿，他仿佛自言自语，“如果每个代表都这样做会怎样呢？”

　 他并未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