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可以有捷径的，最好使的偷懒工具就是《读书》杂志。

　 “你只要记住那上面说过的书名，然后在某个高级沙龙里淡淡地提起，就可以震晕一大片。并且我可以打包票，沙龙里那些尊贵的客人绝对没胆量与你接着往下深谈那本书，尽管他也‘哦’地点一下头做恍然大悟并也曾读过的样子。后来见到了《读书》杂 志的主编沈昌文先生，在心里对他深鞠一躬，因为他的杂志实在是帮了俺太多的忙。沈先生被人称作‘沈公’，是我所知道的出版界惟一被人叫‘公’的在世人，看来得其恩惠的绝不止我一个。”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拙著《记忆碎片》，其实写的是我第二次见到沈公时的情景。

　 第一次见沈公，我是以记者的身份对他进行采访，在朝内大街166号的老楼里。那种老房子在夏天显得格外阴凉，电扇吹拂下，他坐在老木桌后的老木椅上，和我娓娓说起读书的三个境界：不能太正经，否则陷入功利；不能太不正经，否则沦入下流；应该不太正经。

　 再见沈公时，我已经混迹出版界，台湾出版人郝明义来京，我们做东设宴，他前来作陪。听别人“沈公”“沈公”地叫着，我开始还以为是“沈工”，因为记得那次采访时他说刚进人民出版社做的是校对员，莫非他老人家的专业职称属于工程师系列？后来才回过味儿来，内心极为羞愧。

　 上世纪80年代，蔡志忠来北京，沈公把三联书店惟一一辆机动车让给他，然后自己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那辆机动车是一辆老吉普。他高兴地对老蔡说，经过三联书店近百名员工的努力，终于不再赔钱了。这一年，他们大概能赚到5万块钱。

　 蔡志忠叹了一口气，因为他那时一周一个人就能赚5万块钱。

　 内地许多学者，用一辈子才写出一部书，然后把书稿交给三联书店，希望出版。但是，出版社没钱，一些作者到死，都见不到书。他又对老蔡说。

　 老蔡当时表示，他可以让三联书店出得起书。

　 后来，三联书店出了许多书，还盖了大楼。

　 此时沈公已经退休，但并不见得比在任时更轻闲：许多畅销一时的好书，就是由他做的媒，出版社才得以引进，敢于出版，沈公的推荐，简直就像支票背书；说起《哈维尔文集》、《李慎之文集》，他更是有一种既悲凉又得意的感慨；至少在吃喝玩乐方面，他是很忙活的，而在饭局上他也丝毫不得轻闲，大家都把点菜的重担推到他肩上，然后就看他拿着菜谱，与服务生进行探讨，就像搞尖端科研一样；他还有处客座的办公室，如果你有空去坐坐，又会看到他忙前忙后地研磨咖啡。

　 在这样的饭局上，我都是打下手的角色，旁听他们说着出版界的人与事。有次顺道，我可以送沈公回家，听旁人为他的住房鸣不平，而他却很豁达地说，现在住的虽然不好，但离老伴上班的医院近，看病很方便，别人比不了。

　 车到灯市口，沈公下车。看他拎着破旧不堪的公文包，顶着左摇右晃的大脑袋，迈着不紧不慢的小碎步，路灯下踯躅前行，我心中真是别有一番感慨。

　 最近一次见沈公，是在美术馆附近什锦花园胡同深处的“小贵州”。这家地处偏僻、搬过好几次家的小饭馆，培养了一批极为忠诚的回头客。能在这里见到沈公，也足见他对北京吃饭地点的熟谙程度。

　 看见他正在邻桌与人边吃边谈。我急忙过去跟他打了招呼。其实这时我已离开原单位，与他中断了业务上的交往，晚生如我，也谈不上与老头有什么交情，但我坚持订阅了多少年的《读书》杂志，从1997年开始就再没续订，而这正发生在沈公退休之后，这份难以言传的忠诚与跟随难道还不够吗？

　 然后，沈公就与我桌的吃货们攀谈起来，从小贵州的炝锅鱼到上网的ADSL，扯着不一而足的闲篇儿。这时我方悟到，这才是沈公一贯的优良作风。

　 侯孝贤拍《海上花》时，阿城去参观了他们的摄影棚，对场景和道具的精细赞不绝口。在返家的路上，他对该片的美术指导说：“你们的东西好是好，但每一件东西都太有用了。”在这个追求“快”、讲究“效率”的时代里，慢和没有效率成为一种让人珍惜的美德。在这么有用的城市里，我们能否抛开投资报酬率的算法，来消磨一些毫无用处的时光？

　 告别这个以“不良老年”自居的老头儿，我想起十年前他所说的“不太正经”，其实我们要的，不也就是那种万物皆备于我的从容与洒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