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难以想像周围那些墙里头的人怎么知道外面的人在干什么”
许多年之后，面对这本书，建筑师董豫赣将会回想起，他被一群戴红袖章的老爷子老太太包围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那时北京老城还没有开始大规模拆迁。一个朋友在老城中心区的交道口买了一个老院子，想让董豫赣帮他重新设计。朋友很忙，就把钥匙交给他，让他自己随便找时间去。去了几次以后，他手里有事，院子的设计暂停下来。过了半年，他想起这茬，一个人兴冲冲地来到交道口。院子大门的锁长期不开，已经锈住了。董豫赣没辙，只得跑去买了把锯。
胡同里一个人都没有。董豫赣站在门楼子里，开始锯锁。锯了一半，突然一回头，发现五六个戴红袖章的老爷子老太太站在后面，成合围之势。然后，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把他围着，当他是小偷，要抓他。董豫赣解释了情况，又提供了那个朋友的号码，让人打电话去核实。折腾一番，协防治安的老人们这才放了他，随即变得特别客气，对他热情无比，陪他进院子，给他介绍情况。
“你难以想像周围那些墙里头的人怎么知道外面的人在干什么。”董豫赣对这样一套监视体系是怎样发生的充满了好奇。直到最近他看了这本叫做《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书。书里讲述了更多年前，在一个遥远的下午发生的故事―――一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喜剧。
简？雅各布斯女士住在美国纽约的哈得孙街。这是一条小街，挤满了不同年代的三四层楼高的住宅（其中一些被改建成廉租套房，底层是商店），她就住在其中的一所住宅。街对面本是四层砖楼，底层也是商店，但现在从拐角到街中段已经被改建成了装有电梯、租金不菲的小公寓。
雅各布斯从二楼的窗户看出去，街上发生的一件事引起了她的注意。一个男人好像在试图让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跟他走，他一边极力哄她，一边又装出冷漠的样子；小女孩靠在街对面一座楼房的墙上，显得很固执，就像孩子在进行抵抗时的那种模样。
雅各布斯心里开始盘算怎么来进行干预。但很快她发现根本没这个必要。从对面楼房下面的肉店里出来一位妇女，她和她丈夫经营着这家店。这位妇女站在离那个男人不远的地方，叉着胳膊，脸上露出坚定的神色。同时，经营着一家熟肉店的乔？科尔纳基亚和他的女婿也从店里出来，稳稳地站在另一边。楼上窗户里伸出好几个头来，有一个很快退了回去，这个人不一会儿出现在那个男人靠着的门后边。有两个男人从肉店旁边的酒吧里出来，待在门口。从雅各布斯所在的街的这一边，她看见锁匠、水果店主、洗衣店主都从他们的店里出来。还有很多窗户也打开了，里面的人在观察街上发生的事。那个男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但他已经被包围了。没有人会让他把一个小女孩拽走，即使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结果，大家感到很抱歉，因为最后发现这个小女孩是那个男人的女儿。
这就是活生生的城市。简？雅各布斯长期细致地观察着大城市里发生的这一切，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费城……她早年做过记者，后来担任《建筑论坛》杂志编辑。在负责报道城市重建计划的过程中，她逐渐对传统的城市规划观念发生了怀疑。1961年，她写出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该书被奉为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名作，“有史以来关于城市的最出色著作之一……并无故作高深的方法，一切皆出自作者的眼睛与心灵，但它以其精妙的研究，让我们明白城市的生命和精神来自何处”。
前不久，《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文版出版。建筑评论家史建断言：40多年前的书，今天在中国并不过时，甚至更应当称为“恰逢其时”，因为在中国的城市里，充斥着与当年雅各布斯笔下同样的官僚机制和城市毁灭机制。《城记》（一本研究北京城市规划史的著作）作者、新华社记者王军则笃定地说：“拿这本书中的每一章，可以对应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的现状。雅各布斯当年竭力反对并成功阻止的那些对纽约的规划，其实在今天的北京都实现了。”
表面上，老城市看来缺乏秩序，其实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秩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这正是老城市的成功之处
雅各布斯描述的那个戏剧性的场面持续了大概5分钟。其间，只有那个高租金公寓楼的窗户里没有出现过哪怕一双眼睛。雅各布斯刚搬到这里来时，曾满怀喜悦地盼望，也许过不了多久，所有的楼都会改建成与这个楼一样。但她现在开始担忧，因为最近有消息说，这样的改建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邻近此楼的街面楼都要照此改建。她意识到，大多数这种高租金楼的住户来去匆匆，邻居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样子，他们也根本没有一点谁在看管着街道或如何看管的概念。
一个城市的街区本可以吸引和保护很多过路人，就像雅各布斯住的这个街区，但如果整个街区的人都换成了这样的高租金住户，生活的多样性被破坏掉，他们就会慢慢地发觉街道变得不安全了。这是雅各布斯强调的重点：类似这样的街道，以及与之相配的自发的监视体系，是城市正常运转机制的基本要素之一，它们保障了城市的安全。
当街道和社区变得没有安全感，人们会选择搬走，行人不会再选择从这里通过或者驻足。一个没有“人气”的街区，面临的注定是衰退、破败，也就是“死”。
董豫赣后来没有再去过交道口的那些胡同，他甚至不知道那些胡同和院子还在不在，有没有被“拆迁”掉，或者“改造”掉。前些天，他倒是和朋友去了一处豪华楼盘。整个小区是封闭的，他们开着车在里面转了半个多小时，让他感到“恐怖”的是，整个过程中，没看见什么人，只看见四五个像是佣人模样的人在遛狗。“你还能指望这里有活力吗？如果你看见只有佣人在那儿遛狗，你还敢把孩子放在这个院子里玩吗？”
台湾建筑师沈祉杏在德国求学、工作多年，近两年刚刚到北京成立事务所。在她眼中，北京整个城市是支离破碎的，被各种匪夷所思的规划所分割。“在这个城市中，你想穿过去，过不去，这边被一个高级小区挡着，那边被什么挡着。柏林是一个步行城市，你想怎么走，没有什么高级小区让你过不去，高级小区、低级小区，什么小区，它都是开放的，你可以穿过去。”沈祉杏不认为这是一个轻描淡写的“方不方便”的问题，“很多资源应该是市民共享的，在这里都被私有化了，没有市民空间。这很严重，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雅各布斯当年也非常反感这种划分“地盘”的模式，她称之为一种“伪装的秩序井然”，其实质是破坏城市的流动性，伤害真正有活力的城市肌理。
她提醒人们，表面上，老城市看来缺乏秩序，其实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秩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这正是老城市的成功之处。这是一种复杂的秩序，“尽管这是生活，不是艺术，我们或许可以发挥想像力，称之为城市的艺术形态，将它比拟为芭蕾”。
哈得孙街每日的“芭蕾”是这样开演的：乔？科尔纳基亚的女婿正在把一些空箱子搬到熟食店的外面叠起来；理发师把折叠椅搬了出来，放在路边；戈尔茨坦先生正在收拾电线，这表明五金店开门了；公寓看门人的妻子把她长着圆圆脸的三岁孩子搁在门廊边，身边放着一个玩具曼陀铃，这是一个让他学习英语的好地点，他妈妈不会说英语……
这出“芭蕾”总是充满了温馨的场景。当杰米？罗根从玻璃窗里掉下来（他正在试图劝开窗下几个扭在一起吵架的人）并几乎摔断了一只胳膊时，一个穿着旧T恤衫的陌生人从“理想”酒吧里冲出来，快速地对他实施了止血疗法，动作很是熟练，后来医院的急救人员说，这位陌生人救了杰米的命。又是如何通知医院的呢？一个坐在出事地点不远的台阶上的妇女冲向公共汽车站，二话没说就从一个等车的陌生人手中抢过一毛钱，那人手里正拿着一毛五分钱准备买票，紧接着这个妇女冲进“理想”酒吧的电话间，那个陌生人也紧跟着冲过来递上手中剩下的五分钱。
唤醒对街道生活的感觉
王军曾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做过一次访谈，中心话题就是“唤醒对街道生活的感觉”。杨保军严厉批评了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城市中正在蔓延的规划风气，认为这种以大马路为中心的城市规划忽略了人性，失去人的尺度。人的尺度应该是这样：“你想想，一个孩子生下来后，先是在母亲的怀抱里，懂事后对家庭有了感知，再大一些，就要走进社会了。这个过程，是先迈出家门走上街道。他走上街道后，就会知道这个社会是美的还是丑的。如果街道是友好和安全的，他就会对社会产生健康的心态。如果他到街道上一看，是乱糟糟的，是拥挤的、污浊的，甚至是无立足之地的，那他对这个社会也不会友好。”
杨保军发问：我们逛街是为什么？有的人可能是有目的的，有的人可能是没目的的，没有目的也要去逛，因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街道要安全，要不断有故事发生，要有起伏，要有高潮，这样的城市才有风采。你在哪里感知城市？肯定不是在宾馆，而是在你穿行于城市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街道就很重要了，它会让你感到，这个城市是否对人友好。
王军爱讲一个故事。1999年北京召开世界建筑师大会，南非建筑师学会主席维维安？雅弗在横穿北京的一条马路时，不幸遭遇车祸去世。英国建筑学者彼特？戴维为此撰文称：“北京，一座有着1200万人口的巨大城市，在广阔的大地上延绵伸展，集中体现了世纪之交建筑和城市发展的种种过失。”王军把这样的表述翻译成大白话：“北京绝对是一个‘最好’的研究标本，在过去几十年中被证明是失败的各种规划方案，你在北京全能找到。”
他们只知道把多样的生活裁剪成一般整齐，满足他们自命高雅的审美情趣
当年，在纽约东哈莱姆有一个住宅区，那儿有一块很显眼的长方形草坪，它成了那里居民的眼中钉，大家非常讨厌它，催促着把它铲掉。这使一位社区工作者非常诧异，问起原因，她得到的回答通常是“这有什么用？”或者“谁要它？”最后，一个能说会道的居民说出了完整的理由：“他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或看报纸或借5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跑来看着这些绿草说，岂不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
雅各布斯评论道：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带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是视而不见或压抑正在挣扎中的并要求给予关注的真实的秩序。
董豫赣对这块草坪印象颇深。进而，他特别关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的核心观念―――平衡，即强调城市生活的多样性。生活多样性的背后，是一个标准多样性的问题。在他所任教的北京大学周围，许多原本丰富多彩的区域被“一一干掉”。北大的东门外、南门外、西门外，变得和生活标准、文化标准、艺术标准等等通通无关，而只与效率标准有关，其实就是一句话，修大马路。而归根结底，则还是惟一的经济标准淹没了一切。
北大东门外如今交叉着宽阔笔直的白颐路和成府路，行色匆匆的学生和路人也许不知道，著名的万圣书园当年就是在东门外那一片“破”平房中的两间里，著名的雕刻时光咖啡馆曾经也只是那里面的小小一间，还有同样著名的三夫户外用品店……那片“破”房子，和许多人关于北大的记忆相连。
北大BBS上流传过一篇著名的帖子《北大周边小饭馆祭》，看得老北大人唏嘘不已。帖子写道：
“2002年5月14日，和朋友们照常于晚10点后来到西门外的小巷子。在巷子的那头，仍然亮着熟悉的灯火。不同的是，那条破烂的小巷中，停了两辆货车，部分地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没有注意这些，轻松地聊着天，直到走到那些灯火前，才发现，以往熟悉的那个到处是小饭馆的巷子，已经不复存在了。原来，那两辆货车，就是拆毁这些饭馆的工具。看得出来，拆毁行动刚刚过去，到处是残砖碎瓦。几个原来的住户，还在默默地将一些砖瓦装进竹筐里运走。那家熟悉的老马羊肉，一天前，我们还在里面叫了啤酒，叫了烤羊肉筋、烤羊腰子，慢慢地喝着、吃着、笑着，现在也没有了。那个戴着白色的小圆帽、总带着善良的笑容的、听我们点菜的维吾尔小伙子，也不在了。他们是一大家子人吧。还有那一帮总在外面不停跑着的，不时哈哈地笑起来的四五岁的维族小孩，自然也不在了。
“北大周边，再也没有这样的小饭馆了。……在这个几万人拥挤在一起的大学里，以三两朋友组成的，和这样的小饭馆搭配的饮食队伍，究竟有多少，是不可能知道的，但用数不胜数来形容，大致不会有什么错误。然而，那么多那么兴旺的小饭馆，终于也能被拆完。这是三年前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但也正常，就算是森林，人们不是也有本事哗啦啦两下就砍完的么？先是小东门外，那家简陋的四川小饭馆里的水煮鱼，至今仍勾不少北大人的食欲。在那片小饭馆和咖啡街变成一片瓦砾之后，我们转战南门外的老虎洞胡同。有多少个夜晚，11点以后，无数队同学们，穿着拖鞋，稀里哗啦，松散地列着队，高声地笑着，向老虎洞顽强地挺进。到那里，坐下，叫着啤酒，叫着花生米，吵着、骂着、大笑着，用手抓过骨头啃着，然后扶醉而归。但终于，老虎洞的末日到了。我们又转战西门，但终于，西门外的小饭馆的末日，也到了。
“这是多么喜人的成果呀！高雅的北大人，终于可以和那些低俗的、简陋的、杂乱的饭馆划清界限了；终于可以全都回到星级饭店式的学生食堂里，一字排开、整齐地坐着，带着被关怀后的幸福的笑容，优雅地往嘴塞食品了。那帮好大喜功的头头脑脑们，终于把这些小饭馆全部清除了。打的旗号，听说竟然是什么‘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工程’。他们知道个屁‘校园周边环境’，他们只知道把多样的生活裁剪成一般整齐，满足他们自命高雅的审美情趣。
“我当然也是学生，没有任何权力来阻止这一切发生。只能在这里，为北大成为更整齐的北大祭祀。”
谁来为北京成为更整齐、更规范、更高效、更有秩序、更现代化、更国际化、更……的北京祭祀呢？
当我们面对城市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生命，一种最为复杂、最为旺盛的生命
北大教授唐晓峰拍着《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封面说：“我更关心的是‘死’的问题。”在他看来，当前的城市发展热潮中，整体来看中国的城市充满了生机，然而对城市局部的“死”关注得远远不够。
王军说，平安大街、两广路已经死掉了。这是一个长期关注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记者眼中的“死”。
史建说，前门大栅栏、隆福寺、秀水街已经死掉了。这是一个同样长期关注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建筑评论家眼中的“死”。
唐晓峰说，西单十字路口已经死掉了。这是一个历史地理学者眼中的“死”。
雅各布斯说：“当我们面对城市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生命，一种最为复杂、最为旺盛的生命。”
所以，说保护北京老城，不是保护一处死去的文物或者历史遗迹，而是保护一种活生生的生活形态。作家冯骥才曾提出，保存胡同和四合院其实是保护一种文化，“对于城市的历史遗存，文物与文化是两个不同概念……我国只有文物保护，没有文化保护，民居不纳入文物范畴，拆起来从无禁忌”。艺术家陈丹青说过一句气话：“北京拆除胡同，不是居民迁移与城市改造，而是传统居住文化的大规模生态灭绝。”
半个世纪前，当梁思成为北京城墙的拆毁而痛心疾首时，北京城其实并没有“死”，因为大量的民居还在。著名建筑师张永和向同事说起自己小时候的北京城时，会热泪盈眶，他说他小时候就住在四合院里，爬上围墙，看见的是一片黑瓦的海洋，中间涌起一座金黄的宫殿。
然而在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的旗帜下，北京老城的民居正在被“危旧房改造计划”所扼杀。王军在他的《城记》里饶有深意地对比道：2000年6月，北京市政府作出决定，未来3年内拿出3．3亿元人民币修缮文物建筑；同年11月，北京市划定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年又确定了第二批15片）；同年12月，北京市提出5年内基本完成危旧房改造的计划，需要成片拆除164片。王军说，这意味着北京古城内未被划入保护范围的地区，将更多地成为改造的对象。
在王军看来，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带有十分强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诞生之前，也就是1961年之前的那个美国时代的特色，即城市问题似乎只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却被推土机越碾越多。他说，他曾在北京规划展览馆门口看到这样的字样：“本展馆内容与拆迁无关请慎重购票”。这个相当反讽的告示直逼现实，“因为有太多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家会不会被拆，想到这里了解情况，有的人无一所获，就提意见，于是展览馆就得出个告示以免责”。
史建说得比较极端：“现在的情况是，一规划就死，一改造就死，改一个死一个！”
史建记得很清楚，大栅栏地区是改革开放后北京最早的实验点，这个区域的个体经济是最早恢复的，因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里曾经兴盛过一阵，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前门大碗茶公司。后来为了解决前门的交通问题，进行过一轮改造。史建认定，这次改造把类似前门大碗茶这样的活力给扼杀了。
不久前，北京市社科院发布《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报告》，显示大栅栏已开始呈现典型的贫民区景象：人均日消费8元，有的三口之家竟挤在不足5平方米的房间里。
北京城的中心竟然沦为贫民区，这无疑是不可接受的。于是政府下决心投入巨大资金再次进行改造。然而在史建、王军等人看来，恰恰是这样的改造规划后面隐藏着更大的危险。史建说：“在市中心大规模拆迁，不管你的初衷多么好，一定是伤筋动骨，事与愿违！”王军去看了拆迁现场，感叹仅仅数月时间，南北纵穿前门大栅栏保护区的煤市街扩建工程已拆得犬牙交错。他担心，这样的扩建重蹈前门南端广安大街的覆辙―――一条大街宽70米，东西横贯北京南城，结果，过去的菜市口、珠市口、磁器口三大商业区都衰落了，“这么宽的路，这么多的车呼啸而过，谁逛啊”。
雅各布斯在1959年写过一篇文章，《市中心区为人民而存在》。王军多次提到，这个标题让他很感动。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指出了一种“一厢情愿的神话”：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资金―――数目通常以数千亿美元计―――那么我们就能在十年内消除所有的贫民区，在那些空旷的、毫无生气的灰色地带―――它们在过去和过去的过去曾是郊区―――扭转衰败的趋势，为那些四处观望的中产阶级找到一个家，也许甚至还能够解决交通问题。
“但是请看看我们用最初的几十亿建了些什么：低收入住宅原本是要取代贫民区，但现在这里的情况却比贫民区还要严重。中等收入住宅则是死气沉沉、兵营一般封闭，毫无城市生活的生气和活力可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些奢华的住宅区域试图用无处不在的庸俗来冲淡它们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无力支持一家好的书店。快车道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
她的结论―――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肢解和洗劫。
城市规划的首要任务是define（界定），而非design（设计）
雅各布斯为所谓“贫民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本，波士顿北端。这是一个房租低廉的老城区，被官方认定是波士顿最破败的贫民区，是城市的耻辱。北端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规划和建筑专业的学生经常要做的一份作业，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在图纸上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规规整整、温文尔雅的理想的地区。
雅各布斯对北端的第一印象也是破败不堪，极其穷困。然而20年后她再次来到北端时，非常惊诧于这里的变化。许多房子进行了翻新，屋内传出音乐声，小商店数量众多，孩子们在街上玩，人们在购物、散步和交谈，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洋溢着友好和健康的气氛。
北端所幸没有被“规划”或者“消灭”掉，逐渐地，它完全依靠自我力量脱离了贫民区状况。北端是雅各布斯书中无处不在的例子，她对它进行了各个方面的观察和分析，用以证明只要遵循保持多样性的原则，贫民区能够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
令人遗憾的是，在北京的种种城市弊端都能一一与当年雅各布斯的批评和警告相对应时，她所发现的这种积极的力量却很难移植到中国。
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城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房地产，“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必定会毁掉城市的多样性。”王军一直坚持这个看法。城市规划的目标本应该是使人民“安居乐业”，可是，“老百姓一安居乐业，没法炒地皮了，政府也就没钱可赚了。”王军手一摊，说出了一个荒唐却又真实的逻辑。
于是，“让你的财产权发生不稳定”成为一条心照不宣的原则。通过城市规划使人们对自己财产的信心发生动摇，因为大家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自家房产就可能被规划给了开发商，最后就是限期搬迁。这样下去，必然使城市的细胞―――住宅―――发生大面积的衰败，因为无人敢爱惜自己的家园，也无人敢去交易旧房，最后会被整成一潭死水。王军认为：“北京四合院的衰败，说到底就是在产权与市场的关系上出了这样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我更新不可能发生，因为这有赖于产权的稳定和市场交易的公正，保证不了这两点，一切都无从谈起。据此，王军指出目前亟待完善的两个领域：第一，把宪法落实，真正保障公民的私有产权；第二，保证市场的公正性，房地产商要开发，你得先来和我谈，给出我能够接受的条件，而决不能以种种名义搞强行拆迁。
王军在潘家园旧货市场见过很多1949年以前北京城房屋买卖的契约，仔细阅读上面的文字，让他感慨良多，“因为产权稳定，你敢修敢买嘛！只有这样，这些四合院，城市的细胞―――住宅，才称得上是源远流长，这座城市也才永远充满活力”。
有两个数据让王军很感兴趣。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危房率只有5％，而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为什么在国民经济总体增长的时期，城市的细胞却如此大面积地衰败？这和城市的住宅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城市规划有何联系？最后会对国家的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在完成《城记》之后，王军给自己定下的新课题。
史建表达了和他相同的愿望，要想把四合院留下，就得让它们流通起来。“其实不是保护的问题，而是房产，归根结底是地产的问题，四合院只能‘流’到当代。”所以史建建议，不妨搞一些“地产特区”，进行一下这方面的尝试。
王军介绍道，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规划的首要任务是define，即界定社区的属性，明确产权边界，通过区划法规的编制，保证不动产的安全与增值，规定哪些事情不能发生，其结果就是“安居乐业”。但中国目前的城市规划还不是define，而是design，是搞设计，没有对社区的属性进行界定就去设计了，似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样产权人就会感到不安全。事实上，在这样的“设计”中，真正要生活在“设计”结果中的居民，却被排除在“设计”程序之外。毫无疑问，这是极端不合理的。
谁来保证城市弥足珍贵的多样性呢？谁来实现对城市发展的终极关怀呢？只能是政府。所以，“政府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王军最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