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城变了

　 这是一座年轻的城市，200平方公里面积，50年的历史，便构成她全部的时空。

　 上世纪50年代，一群来自上海的青年志愿者撼醒了鄱阳湖畔千年沉睡的大地，在荒滩芜洲上建起了这座充满青春活力的具有10万多人口的城市―――共青城。

　 共青城，从无到有。12月8日，在共青城一幢楼房内，谈起往事，两鬓斑白的陈家楼依然意气风发。1955年，在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办公室，21岁的陈家楼慷慨陈词：我们不能坐在家里等国家分配工作，我们应该组织起来去边疆开荒，1万人去边疆垦荒，几年后就是一座新城。陈家楼随后向全市青年发出倡议：“不怕边疆路程多遥远，也阻挡不住我们的远征决心；不怕边疆风雪多寒冷，也吹不冷我们的劳动热情。”一石激起千层浪，仅一周的时间，团上海市委就收到了万余封申请书。

　 “当时，我们全部的想法就是要为党和政府分忧。要自食其力，挺进边疆，走进农村，建设我们新的家园。”陈家楼说。

　 就在这一年的10月15日，98人组成的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扛着“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的队旗，唱着《垦荒队员之歌》，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荒无人烟的鄱阳湖畔的米粮铺九仙岭下，开始艰苦创业。

　 理想是浪漫的，而现实是艰苦的。陈家楼说，当年的共青城，是一片湖滩荒丘，荆棘丛生，蓬蒿遍野，钉螺密布。“没有房屋，没有农田，没有生活必需的物质。除了空旷和寂寥，便是让人最为心悸的荒凉。”

　 而今天，走在共青城宽达50米的共青大道上，树木成荫，人来车往。发展大道、五四大道、鸭鸭大道、九仙大道，平坦宽阔，纵横交错。电力大楼、华远名都大楼、检察院大楼、移动公司大楼、房产大厦……一座座新落成的建筑，无不显出共青城勃勃的生机。

　 共青城开放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晓刚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01年以前，共青城只有15公里左右的硬路面，如今硬化路面已达50多公里。2001年，昌九高速公路共青城出入口处的车流量是8000辆，到2004年，这个数字达到28万辆，今年则将超过30万辆。近3年来，全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均在50％左右。今年1月～10月，全区GDP增长42％，财政总收入增长34％，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增长5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实际利用外资增长6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0％。

　 数字是枯燥的，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共青城人的生活。2003年至2005年，共青城建成了5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住宅小区，新建商品房5155套，建筑总面积49．98万平方米，是共青城前10年住宅建筑总面积的两倍。住宅建设总投资2．3亿元，人均住房面积由原来的15．2平方米增至27．5平方米。

　 在一个个园林式的生活小区错落有致分布城区各处的同时，园林式的大学―――南昌大学共青学院和南昌理工学院落户这里。富华山景区、庐山国际高尔夫球场、国家网球训练中心、国际钓鱼中心、九仙岭野生动物园和生态农业观光园成了人们休闲度假、运动健身的好去处。而育科投资、航天科技大学、华达医用材料、九星涤纶丝厂、体育馆则处处呈现共青城青春的活力。

　 今天，共青城建有我国最大面积的开发区，成为江西昌九工业走廊一座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城市。它是江西省首个纺织品服装产业基地，首批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国绿化先进单位和造林400佳之一，国家级“三高”农业示范区。

　 看着这座从昔日荒滩芜洲上诞生的现代化小城，陈家楼感慨万分：“当年我们在篝火旁遐想、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今天在共青城都已变成了现实。50年所走过的风雨路，也让我们明白：只有艰苦创业才有出路，只有开拓创新才有希望。”

　 共青是一种精神

　 当年一群年轻的上海垦荒队员燃起熊熊篝火的荒地，今天已成为古茶山寺旁的现代化小城。共青城开放开发区团委书记章雪晴说，共青城虽然变了，但“艰苦创业”的共青精神却始终像一根接力棒，时刻传递在共青城人开拓事业的跑道上。

　 今年71岁的于维忠，是原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他一直珍藏着一个硬封面的笔记本。50年来，本子由新变旧，但他对本子的感情始终不变。“要问为什么，答案就是这本子上的几个字：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这是胡耀邦的亲笔题词，也是我们精神的支柱。”

　 于维忠已是儿孙满堂，儿女没有一个回到上海。于维忠说自己并不是共青城最后的守望者。在他的话中，记者得知，共青城还留有许多当年的知青，即使是1955年的第一批知青，今天还留有10余位。

　 时至今日，于维忠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在上海的居住地―――闸北区长安路649弄，还记得当年在居委会工作的情景。

　 1955年10月，19岁的于维忠放弃上海某居委会福利主任的工作，参加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离开大上海来到江西的鄱阳湖畔之前，他也是热血沸腾。听说到江西要吃辣椒，为能争取到共青城，于维忠就拚命学吃辣椒。“每次吃得满头大汗才罢休。总算过了辣椒关。”回忆当时情景，仿佛就在昨日。

　 1955年11月29日，就是于维忠和98名垦荒队员刚到鄱阳湖畔垦荒的第45天，夕阳下，在铁道的远处出现了一辆压道车，很快地驶到他们面前停下。从车上走下一群让于维忠感到激动的人，“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胡耀邦是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来看望全体垦荒队员的。”于维忠说。胡耀邦与垦荒队员一起喝稀饭，住茅棚。离别前，他不仅用小山竹夹着药棉制的笔留下了“共青社”3个大字，还在于维忠携带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行苍劲大字―――“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

　 自此，于维忠便收藏起这个本子。

　 1959年，一场洪水吞没了丰收在望的庄稼，毁掉了垦荒队员新建的家园。偏偏在这个时候，于维忠的父亲病故，家里打电报要他回去顶替父亲的工作。场领导把电报交给他，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共产党员，这里离不开……”于维忠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他二话没说，回到上海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后，不但没去顶替父亲在上海的工作，反而卖掉上海的房子，将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接到共青城，在共青城扎下了根。

　 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共青城也刮起过“解散风”、“回城风”。在早期的垦荒队员之中，有些人因为条件艰苦已经回去了，有的人在严峻的形势下看不到希望，留下未酬的壮志告别了共青垦殖场。

　 但于维忠没有动摇。他说，他的根在共青城，“共青城，现在山清水秀。我已爱上了这里的一草一木，想丢也丢不掉。因为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魂魄已属于这片充满情感的红土地。这里也会是我最后的归宿。”

　 于维忠说，共青城从无到有，几乎所有的共青人说起共青城的垦荒史，都能抖出几个“精彩”的片段。垦荒队发起人陈家楼也曾被错打成右派，停发工资，开除党籍，但始终没有动摇垦荒的信心。

　 共青是一种象征

　 事实上，在时代飞速发展的进程中，共青城也曾经历了面对困境负重前行的艰辛拼搏。从胡耀邦1955年11月29日看望垦荒队员并题名“共青社”时算起，共青城已走过整整50个春秋。

　 50年，风雨共青路，铺垫着几代共青人的青春；50年，谁都没忘却，谁都记忆犹新。

　 “共青城，本来是一个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共青城开放开发区副书记陈飞林说，共青城不算大，只有200平方公里面积、10多万人口，但却是一个中国人熟知的地方，上至总书记，下至平民百姓，都深情关注。

　 陈飞林是垦荒者的后代，生于1959年，当过团委书记、宣传部长。他的母亲陶金娣是当年第一批从上海赴共青城的垦荒队员。

　 陈飞林告诉记者，现在，几乎所有来到共青城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去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胡耀邦陵园。

　 胡耀邦陵园坐落在离共青城4公里的富华山。陵园朴实简洁，没有雕像，没有高耸的墓碑。胡耀邦的墓碑是用0．8米厚的3块白花岗石拼成，呈直角三角形。直尖向天，顶端高4．5米，底长10米。碑面右上方是胡耀邦侧面浮雕头像，左面依次雕刻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中国共青团团徽、中国共产党党徽。主碑前是用6块墨晶花岗岩拼成的铭文碑，上面镌刻着由中共中央撰写的“胡耀邦生平”。据悉，这里每年约有30万人次前来凭吊。

　 静静的富华山是胡耀邦最后的归宿。人们没有忘记，共青城更不会忘记：胡耀邦生前曾两次亲临共青城，3次为共青城题名。

　 自1955年题名“共青社”，在此后的30多年中，胡耀邦一直关心着共青城的发展，这座城市的人民也和胡耀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8年9月26日，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北京专门听取了共青城的创业情况汇报，对创业取得的初步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欣喜之余提笔为共青写下了“共青垦殖场”5个大字。

　 1984年12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百忙之中冒雨再次来到共青城视察。当看到昔日的荒滩变成青山绿水、高楼林立的初具现代化气息的小城时，他感慨万分，并为共青人所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再次挥笔题写了“共青城”，激励共青人不懈奋斗，再创佳绩。

　 3次题名，共青城3次发展；3次题名，共青城三上台阶。陈飞林说，共青城的今天不仅仅是因为一批上海知青来到这里，开始了变荒山为良田的传奇，更源于胡耀邦这位无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关心着中华民族命运的共产党员的关切与希望。

　 共青城的创建和发展也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与支持。1993年4月，胡锦涛同志来到共青，明确指示：要把共青城建设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开发区。

　 1995年3月，江泽民同志视察共青城，对共青城的建设成就给予肯定，称赞“共青城山清水秀，是一个好地方”，并亲笔题写“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予以勉励。

　 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在共青城调研时指出：共青城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不能倒，要越举越高。

　 陈飞林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今天，“共青”不仅仅再是两个字，而且已幻化成精神象征―――一种艰苦创业的精神象征。

　 本报江西共青城12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