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扳倒13家污染化工厂———被誉为“环保卫士”的湖南长沙县黄兴镇村民章志标，带领群众抵制化工企业污染，最终导致政府将13家化工企业彻底关闭。有人曾公开指责章志标是“刁民”、“疯子”、“神经病”；那段时间，他每天要接到十多个恐吓电话，甚至有人扬言要搞掉章志标；他还以涉嫌“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拘留。（《长沙晚报》1月15日）

    章志标的作为，显然是个体与一个体系的战斗，很有些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悲壮。章志标所面对的，不仅是那些财大气粗的污染企业，还有那些在不当的政绩考评制度中熏陶日久的官员们。在当地某些干部的心目中，13家小化工厂是大功臣：不但带来了大量财政税收，还增加了就业。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官官相护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者，俨然是一个体系了。一个农民与一个体系，两者的力量对比明显是失衡的，所以，章志标所进行的努力，必然是艰苦卓绝的，付出的代价必然是高昂的。

    这说明“喊痛的自由”和“改造压迫环境的自由”还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惟一有价值的自由，是受压迫者喊痛的自由，及改造压迫环境的自由”———这是英国作家萧伯纳的名言。日日遭受严重的污染，身体无时不处于受损害的状态中，这无疑是一种痛了，但章志标的境遇，却折射出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窘迫———喊痛都不让喊，更不必说改造压迫环境了。

    13家污染化工厂之所以能被扳倒，除了章志标们的不懈战斗，还在于长沙县黄兴镇的“劣迹”，已被媒体报道，并上闻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且由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受命下来调查处理，并下达了“必须无条件立即关闭”的指示。若有一个环节缺失，就可能会是迥然不同的结果。这样成本极大、风险极高且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维权方式，如何具有推广价值呢？

    要让公民面对污染的侵害勇于说“不”，拥有“喊痛的自由”和“改造压迫环境的自由”，显然需要更具可操作性的维权路径。

    增强《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刚性，让污染企业得到及时而有力的惩处，让其应承担的民事赔偿得到不折不扣的判决和执行。变革官员政绩考评制度，促官员落实科学发展观，甚至是改变官员权力的来源方向等，自然都是畅通公民维权路径的措施。

    的确，我们有像章志标这样不畏艰难的人，他们的存在，使得正义具有占胜邪恶的力量。但是，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我们还必须反思：公职部门何时不再缺位？公众的维权渠道何时才能畅通无阻？公众的维权成本何时不再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