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转化并非容易之事。我曾经阅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作品，令人满意者不多。且不说能否准确地传达意愿，只就翻译的文本质量，大都粗鄙无文，难以叩动读者心扉。优雅的古汉语，一旦译为白话，何以便如此粗鄙？粗鄙难道是白话文章的特征？当然不是。这其实是译者的修养与水平问题，与白话无涉。

    优秀的古代汉语读本需要同样优秀的白话读本。最近，由许嘉璐先生主持的《二十四史全译》便是这样的范例。这是一个浩繁的工程。原文4000万字，译文6000万字，总计10000万字。许先生之所以自愿承担这个工程，在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清醒与认知。如同他在序言中所表述的那样：在祖先的肩头续写中华民族历史华章的时候，最需要历史与文化的自觉。而在历史与文化多种多样的载体中，最重要的是传世文献，《二十四史》便是其中重之又重、精之又精，丝毫也不能轻忽的典籍。

    为了准确地传达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信息，许先生采取了笨重然而也是聪明的办法，也就是说，以直译为主的原则。古与今，相互对应。当然，对于直译，也还有不同的说法。许嘉璐先生认为，直译并不等于译文的词句与原文一一对应，一词不能加，一词不能减。他认为，所谓直译，是指译文中的字句在原文中基本上可以找到根据。这种做法古已有之，训诂家们注释或翻译文献，无不根据文意而适当增减。但是这种增减，把握起来颇费斟酌。

    《二十四史》卷帙浩繁，文体众多，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基本文体。在以散文为主的文体中还包含有骈文、诗词、骚赋，等等。许多优秀的文章赖此而流传下来。骈文、诗词、骚赋，属于文学范畴，讲究文采，注重情思，把这样的文章译为白话，相对于本纪、传记，难度更大。许多做过此事的同道，都有共同的感受，即便是烂熟之文，在落笔的时候，也深觉其难，而有虎尾春冰之感。难就在于从事这样的翻译，一方面要求译者具备深厚的古文与白话文章的根底；另一方面，要求译者拥有较高水平的文学能力。而在《二十四史全译》中，这类文体的译文，还是颇见功力的，既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本意，又注重辞藻，使其情感动人而斐然可诵。许先生深谙个种道理，他说：“时隔千百年，要完全复原古人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的意和情，充其量仅能尽力而已。”知乎此，也就难矣。知难而进，可谓勇乎？

    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情吗？孔老夫子云：“少而好学，晚而闻道，此以博矣。”《二十四史全译》的出版则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本“好学”与“闻道”的精雅读物，就此而言，似乎又多了一层人生与社会的价值与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