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教授看来，城乡教师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无论是农村的公办教师，还是城市的公办教师，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国家干部。在计划经济年代，只要国家干部的级别相同，工资水平差别不大。

    这种平衡一直维系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城市教师的工资有大幅度提高，城乡教师的工资差别慢慢出现了。到现在，这种差距越来越大。

    袁桂林教授分析有三点主要原因造成这种差距的拉大。

    第一是福利待遇问题。福利待遇问题一般由各个学校自己解决。城市的学校从最开始有自己的校办工厂，到后来的择校费，都成为解决福利问题的主要渠道。相比之下，农村学校没有校办工厂，没有择校费，也就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老师拿到的仅仅是工资本身。

    第二是地方政策的落实问题。国家给出涨工资的政策，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但是有的地方财政没有办法解决。地方财政的实力不同拉开了不同地方教师收入的差距。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曾经对工资有较大调整，开始实施结构工资，除了中央财政承担的部分之外，还有由地方财政承担的部分。但是，问题是经济发展不好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而“地方”这个概念很模糊，省里、市里、县里都算是地方，省里没有办法解决就推到市里，市里推到县里。结果就是很多政策在地方根本无法实现。

    具体到地方财政而言，还有一个农村和市区政策不同的问题。市区有工业来支持，而农村只有农业。即使是在一个城市内部，市区和乡镇也待遇不同。

    第三个原因就是编制问题。教师编制是由国家人事部门核定的，由教育部门执行。编制多，钱也就多。师生比历来是决定编制多少的重要因素。

    但是城乡确定编制的师生比不同。按照2001年的办法，初中阶段，农村是18∶1，县镇是16∶1，城市是13．5∶1。农村的学校班级人数少，但是年级多，门类多。农村教师一个人往往身兼几职，课时重，钱还少。

    袁教授说，有的地方缺岗，学校有编制，但是没有人。如果是一个大专毕业生来授课，600元的月薪。即使这样，也没有人愿意来。所以学校更愿意雇三个代课教师，每人200元，把教员补齐了。与此同时，教师的工资收入也就被拉了下来。

    袁桂林教授认为，要解决城乡教师收入的差距问题，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跟上形势的变化。首先要改变的是编制计算办法。现在的计算方法不利于农村，应该打破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从学校教育实践的操作出发，不以行政单位来计算，而是以学校为单位来计算。编制的计算方法也不应该仅仅注重师生比一个纬度，还应该加上课程门类、课时等因素一起考虑。

    对于地方补贴，国家应该明确哪级政府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并建立城乡的流动机制，让教师出来学习，提高水平，职称晋级评比的比例城乡应该一致。

    如今，南方沿海有一些做法值得学习。袁教授介绍，南方沿海地区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合作，除了保证工资之外，不论城乡学校，都保证解决人寿、伤残、住房公积金和养老保险四金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城乡教师收入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