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学教授“搅黄”一部法律的通过，乍听令人欣慰，以为知识分子的意见开始受到重视，细读之下，才感到非常失望。如果是学术之争，使法律延迟表决，那是好事，而事实完全不是。

    说实话，即使在如吾等外行人看来，巩教授的论点也站不住脚。他所持之论有二：一是《物权法（草案）》强调国家、集体、个人财产平等保护，没有强调在《宪法》和《民法通则》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违宪，也助长了国资流失；二是强调资本平等，“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区别”？

    强调财产的平等，并非等于认同国资流失的合法性，因为《物权法》保护的是合法财产，而非“偷”来的财产，这一点对于一位资深的法学家来说恐怕不用饶舌。而且，因为时下的贫富不均而否认财产的平等，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难道在等于“天下大同”之后，才能出台《物权法》？试问：世界上拥有《物权法》的国家，难道就没有贫富不均现象？况且，指望《物权法》解决贫富不均问题根本上就是缘木求鱼。

    道理可以争辩，以理服人，那也令人敬佩，但是该教授抛出一顶足以令负责《物权法（草案）》起草的诸法学家闻之胆战的大帽子———“《物权法（草案）》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妄图开历史倒车！”法学教授不是以理服人，而用“文革”语调来唬人，未免就太……

    一部法律延迟表决不可怕，一位法律教授用大帽子压人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姓社姓资”论调居然还大有市场（有关方面采纳了这位教授的反对意见就是明证）！物权法的理念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纳并一再被证明行之有效，然而一旦被扣上这顶帽子之后，也变得格外微妙，法律的泛政治化，令人慨叹。

    邓小平当年视察南方谈话中曾说过这样的话：“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

    13年前，邓小平都对那些被“姓社姓资”牵着鼻子走的人提出批评，13年后，难道我们还要整天纠缠在“姓社姓资”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