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长期以来，城市壁垒相当森严，农村人想进入城市非常困难，谁胆敢贸然进城，轻则会被赶出去，重则会受到制裁。朱元璋时代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农民的耕作活动，“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哪怕是行医和算卦的人，也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我原以为只有中国是这样，2005年夏天，我到挪威的历史博物馆参观，知道他们那里以前城乡的界限也是很分明，城市是城里人的，农村人被看成下等人，想在城里住一夜都不行。

    现在，城市的壁垒被打破了，农民可以进城务工，挣钱，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是一个重大转变。这个转变使农民的千年梦想得以实现，巨大的能量被空前释放出来。不用号召，不用动员，农民自觉地就投身到滚滚的进城潮流之中，流到城里去了。

    在这种潮流和新生活面前，我们应当从历史、现实、生存状态、生命关怀和灵魂关怀等多个角度，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现象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形式进行分析，取舍，想像，概括，反映和描绘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我们拿起笔来，往往有些迟疑，觉得脑子里的信息很纷繁，像是一时理不清头绪，又像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似的。想来想去，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还是得贴着人物写。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我们贴着人物的血肉、感情和心灵，把人物写活了，我们的小说就立起来了，作为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所关照的宽度、广度和深度也有了。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活动起来。比如一辆汽车，如果里边的发动机不点火，不运转，单靠人的推动是不行的，推起来会很沉，也走不远。而人的内心世界要比机械化的汽车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人的心理状态的形成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因年龄、经历、知识结构、家庭背景、地域文化，以及民俗文化基因等的不同，才养成了人物行为的千差万别。同样一件事，张三这样对待，李四可能那样对待。如果硬把张三的帽子戴到李四头上，就会让人觉得别扭，影响艺术效果。只有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活动，人物的所作所为才会合情合理，妥帖自然。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出来之前，我对进城做工有着特别的渴望，却求之不得。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矿区当上了煤矿工人，我欣喜异常，如同获得新生一般。实际情况的确如此，我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在矿区当工人时，我也遇到过一些人生的挫折。母亲知道后，让人给我带信儿，要求我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再回老家，要是回到老家，再想出去就难了。这些深切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使我对千百万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有着感同身受贴心贴肺般的理解，我相信我能够写好他们。《红煤》就是为他们而写的。至于名字为什么叫《红煤》，听凭读者怎么理解都可以。不过的确有一种煤和铁矿伴生，煤块上面有铁锈，里面也有红筋，被称为“红煤”。这种煤很硬，发热量大，耐烧，燃起来通体红透，很适合在锻铁炉上用。

    我一直认为，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但我不大愿意承认我的小说是煤矿题材的小说，这样说会给人一种行业感。我更愿意把她说成是一部“在深处”的小说，不仅是在地层深处，更是在人的心灵深处。我用掘进巷道的办法，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